收刀入鞘 吕代豪 第一章 木栅大械斗 一九七二年，我十八岁，读台北木栅私立东山高中二年级。那一天，我一走进政治大学对面的那个餐厅「小天地」，小政大帮的「柳点」（老大的意思）一看见我，马上笑逐颜开地站起来，请我坐下。然后他点了几个菜，要了些酒。 　　「有件事要请老兄帮个忙。」他收敛了笑容，很严肃地对我说。 　　「什么忙？只要办得到，绝无问题。」 　　「我们和蓝鹰帮已经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……」他呷了一口酒说：「他们欺人太甚了，居然想要侵犯我们的地盘。前几天，我刚和他们的『柳点』谈过了，决定三天以后，在政大后面操场上举行谈判，如果谈不成就要动干戈！」 　　血雨欲来怒满膛 　　 木栅政治大学旁边有座道南桥，桥的北面是小政大帮的势力范围，南边是蓝鹰帮的地盘。 　 自从台湾经济日渐繁荣以来，黑社会的势力也一天天地庞大。大都市里面，到处帮会林立，犹如雨后春笋。彼此之间为了争夺地盘，时有打斗的事情发生。小政大帮和蓝鹰帮，因为地盘接近，也经常闹这些问题。这些帮派主要的收入，就是在他们的地盘里面，向商店和餐馆勒索保护费。 　　当时我在私立东山中学读高中，由于同学游晓杨的介绍，和小政大帮一些人有了交往，常常在一起混。因为我一向好勇斗狠，又是跆拳二段，打架是我的嗜好，所以时常拔刀相助，帮他们解决了很多问题。 　　「照你看来，谈妥的机会大不大？」我问他。 　　他噘着嘴，摇摇头说：「他们是不会让步的，我们更不会。」 　　「看来是非打不可了？」 　　「唔！」他把头点了几下。 　　「你们有多少人马？」我问他。 　　「这就是我找你帮忙的原因。我们只有二十几个人，他们却有三十多个，而且个个心狠手辣。你能不能帮我调些人手？我们的实力并不比他们差，只是人少了一点。」 　　听他这么一说，我全身热血沸腾，心想又有扁拖（即打架）的机会了。我的拳头是三天不打人就会发痒的，何况这次是真刀真枪的大械斗，更引发我潜在嗜杀的凶性。于是我不加考虑，一口答应。 　　朋友中和我一样喜欢打架的也很多，我很容易地找到了十位。于是开始准备武器。我们弄到八把武士刀（这种刀多半都是日据时期日本军人所遗留下来的，在台湾还有很多），再加上扫刀、番刀、扁钻、标枪等等。我们怕武器不够，又去后山砍了五、六枝约七、八公尺长的竹子，把一头削尖，这种武器要比武士刀更厉害，对方还没有走近，就可以把对方刺倒，而且不需要花钱。 　　血影刀光 杀！杀！杀！ 　　第三天，一九七二年一天晚上，天色渐渐暗下来，我们这批兄弟很早就来到堤防，四处埋伏，严阵以待。晚上八点钟，双方人马到齐，气势汹汹，大战一触即发。我一心只想快点冲上去，却没想到这次与普通的打斗不一样。以前最多是把人痛扁一顿，这次却出动了武士刀、扁钻、标枪和竹尖一类的武器，足能致人于死地。 　　当晚月黑风高，只模模糊糊地看见对面人影幢幢，来了三十多个，双方人数相等。我们先上去几个和他们谈判，其它人则埋伏在堤防后面。双方老大只谈了不到十分钟，就各自退回来。谈判正式破裂。突然一声喊「杀」，立刻短兵相接。我们由堤防后面扑到他们背后。他们措手不及，腹背受敌，立刻阵脚大乱，被我们杀得落花流水。我穷凶恶极地挥动武士刀，见人就砍。蓝鹰帮的人有的被砍倒在地，有的被砖头砸破了头，有的被刺得鲜血淋漓，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了。我们越杀越起劲，差不多打了七、八分钟，远远地传来一阵「呜……呜……」的警笛声，大概已经有人去报警了。我们马上四散逃窜，剩下许多人倒在血泊中，不住地呻吟。 　我回到宿舍，一身都沾满血渍，像是刚由屠宰场里出来一样。这时候我才开始想到事情的严重性。那么多人被砍伤，很可能有的已经死了，这岂不是个杀人案吗？我常听人说，杀人是要被枪毙的，至少也得判个无期徒刑！天哪！这可怎么办？我怕去坐牢，更怕被枪毙。现在只有一条路，就是三十六计∣走为上策。于是我匆匆忙忙，将沾满血渍的衣服丢到一个隐密的角落，收拾随身行李，跑到过去一起混的一位朋友家去过了一个晚上。 　　第二天，我战战兢兢地打开报纸，在地方版上看到几个怵目惊心的大字：「木栅政大凉亭血案」，小字是「五、六人被砍重伤，生命垂危，主嫌犯在逃，有数人被捕」。我吓得魂飞天外，不敢再到学校去上课，连家都不敢回。后来得知小政大帮有些人被逮捕，在警察局里供出参与犯案的人名，我的名字也在里面。我已经成为通缉犯了，从此以后，我就再也没有读书，开始了暗无天日的黑道生涯。 第二章 步步沉沦 人小鬼大 　　 一九五四年八月三十日，我出生在台湾省新竹县新丰乡的一个村子。父亲是位军人。当我出生的时候，他是个连长，黄埔军校十九期出身；小学时，父亲升了副团长，后来又到陆军总部任职。因为他上班地方在台北，我们家在新竹乡下，坐车要三、四个小时，所以他只能每个星期六回来，星期天又要赶回去。我排行老二，有一个姊姊、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。 　　小时候，父亲管得很严，逼着我得读书和背书；凡是学校里的功课，国文、历史、地理，凡是重要的部分，每一课都要我背。父亲每一次星期六回家，就交代我一些功课，要我下星期背。到了下个周末，他回家来，就要我背给他听。那时候我很贪玩，怎么背得了那么多的功课？ 　　 记得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有一天，他回来，要我背历史课本上很长的一课，我没能背得出来。他很生气，叫我一定要背熟了，才许我去睡。那时候已经十点多钟，全家都已入睡了，就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背书。因为太倦的缘故，我便靠在沙发上打瞌睡，三点钟父亲从床上爬起来，一个巴掌把我打醒了。「叫你坐着背，你不好好地背，你给我跪着背！」 　　于是我就跪在地上背，一面背一面哭，心里万分地痛恨父亲。但是最后我发觉哭也要背，笑也要背，无论怎么样，还是要背；所以我只有面对现实，抹干了眼泪拚命地背，到后来总算是把书背好了。 　　「爸爸，我会背了。」我走到父亲床前，把他摇醒说。 　　「你背吧。」父亲睁开眼睛说。 　　他就看著书，我背给他听，这时候天都快亮了。 　　我的小学生活，就是在父亲严格管教之下捱过去的。父亲虽然对我是那么严格，母亲却相当地放任我。父亲对我很严格，可是他每个星期只回家一次，在家里的时间，只有一天半；母亲则很少管教我，我要去哪里，她多半不过问。于是我就在父亲没有回来之前，把该背的全都背好了，待他回来之后应付他一下。 　　父亲一不在家，我就和附近一带的小孩子成群结党地混在一起，由我带头，在外边打架、偷东西、摘别人家的水果、挖别人的地瓜吃、跑到海边去游泳。 　　父亲和母亲在感情上很不融洽，每次父亲回家，母亲都在外面打麻将，很少管家务；在这种环境里面长大，使得我性情暴烈，喜欢打架。母亲并不反对我和别人打架，她要我打赢了才回家，打输了不要回来；这么一来，我便养成了个人英雄主义。 　　横行乡里 　　小学毕业后，我们举家迁来台北住在五股乡的陆光一村，这是个眷村。我也考上了第一志愿三重中学，那个学校离我家有六、七公里的路程，每天要搭公路局客运去上课。 　　这时父亲由陆军退役，和别人合伙开办一家电影公司；拍片工作忙碌，全省各地都要跑，所以他很少回家。我真正学坏也就是从初中开始的，小时候不懂事，坏还有个限度；年龄一大，就更深陷淤泥了。 　　我在初中时，每天和村中的一个「大哥」（外号叫小六子）混在一起，他大我十多岁，是学中国功夫虎拳的，每次看他打拳都是虎虎生风，痛快有劲，教人羡慕极了。我每天和他在村子后面的空地上学打拳，学得很起劲，而且进步得很快。 　　那时候，我们村子里有八百户人家，是全台湾数一数二的大眷村；村子里小孩子很多，我便组织了一个小帮派，成员有三、四十个，我自己当老大，天天在学校里找人麻烦、打架闹事。我们中间有谁被欺侮，我便在学校门口拦住那个欺侮他的人，给他一顿教训。 　　我所组成的这个帮派叫「虎威帮」，我身边还有两个护卫。那时候我们制造了一种玩具弹簧枪，把前端有铁尖的小杆子放在枪管里，可以伤人的，这就是我们的武器；那两个护卫每天挂在身上，村子里的小孩子都敢怒不敢言。 　　我们村子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池塘，水很浅；夏天，孩子们都喜欢到那池塘里游水。 　　有一次，我带着两个护卫去游泳，池子里的人一看到我来，都各自跑开了，我们很得意！可是有个初二学生仍然留在池塘里，原来他是外地来的，不认识我们，我也没有见过他。 　　到了岸边，看他还不走开，我就命令一个护卫去对他说：「快上来！我们老大要游泳。」 　　他朝我们瞪了一眼说：「我为什么要上去？」 　　我马上使了一个眼色给一个护卫，名叫王银靖。他跳下池塘去，拿着玩具枪对着那个孩子。我原本只是想吓吓他而已，就对王银靖说了一句暗语：「克切！」意思是叫他不要动手。 　　谁知道王银靖听错了我的话，就朝着那个孩子一枪射过去。玩具枪的威力虽然不大，可是距离那个孩子不到一公尺，加上木杆前端有铁尖头，一下子就插进他的喉咙，立刻血流如注。我大吃一惊，马上跳进池塘，将那木杆从那孩子颈上拔出来；后来他被送到医院去，还好不怎么严重。父亲回家后，当然把我痛打了一顿。 　　转学到新庄 　　我在三重中学读书，因为老是闹事情，每次父亲回来，我总是要挨打挨骂；我在家里待不下去，就决定和两个不喜欢念书的同学离家出走。在没有出走之前，先写了一封告别书给父亲，叙述我离家原因，洋洋几大张，写得言语恳切，痛快淋漓；没有想到我还没有离开家，告别书就被弟弟、妹妹发现了，结果跑去告密，我又被父亲痛打一顿。后来我还是离家出走了，但三周后又被抓回来。由于已经有好多天没有上课，学校不肯让我继续就读，父亲跑去再三地交涉，学校说，我已经不适合在三重中学，建议我改变一下环境。他们发给我转学证书，于是爸爸安排我转到新庄中学的二年十一班，这一班是专门收转学生的。这里的转学生，都是在其它学校调皮捣蛋而被退学的学生，没有几个人是真正来读书的。因为我们不被其它班级的人接纳，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一个小团体，专门去对付其它班级的人。 　　将到初中毕业考试的时候，家人问我对将来有些什么计划，我能有什么计划？除了打架和闹事，以及满脑子的英雄主义，我没有什么计划。于是父亲要我去从军，就报考陆军官校的预备学生班。父亲送我去陆军官校的主要目的，是因为他没时间管教我；他认为军校严格，一定可以把我管得服服帖帖。 　　抗命专家 　　我在一九六九年进入凤山陆军官校预备学生班。我很高兴能够离开家，一个人出来闯天下，再也不必每天看父亲严厉的脸色，人生没有比这更令人愉快的事了。我就读预备学生班第十四期。每天上课，锻炼身体，教授战术和跆拳；我对别的都没多大兴趣，只是对跆拳情有独锺，每天一下课就在操场上苦练，并且在健身房里打沙袋、砍砖头。于是我的跆拳进步得很快，一级级地节节上升；到了二年级时，已经升到初段了。 　　陆军官校位于高雄凤山，校区广大，一共分为三个区。第一区是正期学生班，和学生指挥部，简称为学指部，由一年级到四年级的学生所组成。第二区是预备学生班，毕业之后直升正期班。第三区是专修学生班，他们都是高中毕业生，只读一年就可以毕业，出来就是少尉。我们呢，却要在预备班念三年，正期班念四年，才能够毕业，似乎有点不公平；所以彼此处得很不好，时常有事情发生。 　　我刚进官校时，学校规定不准抽烟，抽烟的人要受处罚；可是，我们中间大多数的人都喜欢抽烟。陆军官校注重学长制，就是学弟见到学长，一律要敬礼并且要服从。学长可以处罚我们，我们却不能申辩，一天到晚喊出「合理是训练，不合理是磨炼」之类的口号，和美国的西点军校类似。我虽然喜好暴力，但是一开始由于势孤力单，也发不出威力来，老被人当病猫。于是我就交一些朋友，成立一个小团体，如果学长处罚我们，我们就约他们到黄埔湖边去决斗。因此许多人都知道吕代豪是最会抗命的人，我的名气也就一天天地响亮了。 　　每天晚饭后，我常常和两位同期的好朋友去校区南方大广场上聊天、吸烟。每次去那里，都发现有不少不同年级的同学，围成一个圆圈，席地而坐，人数约十五个上下，不知道是在做些什么。最初我们也不去注意，过了一个月，我有点好奇，就走过去听听他们在谈些什么。他们都低着头，一直喊着「哈利路亚，阿们」。「哈利路亚」我不懂，但「阿们」至少我听过，原来他们是在祷告。那时候我对基督教的团契一点都不了解，总觉得他们吃撑了没事干，无聊得很。 有架打啦！ 　　 在军校里，每次放假回家，就和邻居少年们在一起打弹子、打麻将、打架闹事，因为我觉得在军校里学跆拳，不找几个人来练一练，未免太可惜了。 　　有一天，我的弟弟子英突然哭哭啼啼地回来找我，一个眼睛是肿的，有很大的瘀青，把我吓了一跳。我问他怎么回事，他说打篮球时，村子里一个年龄和我相仿叫何正中的和他抢球，发生争执，就一拳把他打倒在地。我马上带弟弟去篮球场，何正中还在那里打球，我二话不说，把他抓到一边，一个过肩摔把他摔倒在地上，然后用脚踩他的脸，踩得血都喷出来。他的父亲也是军人，晚上带他到我家里兴师问罪。我一看见他们来，就由后门溜出去。 　　他父亲对我父亲说：「你看看，你儿子把我儿子打成这个样子！」 　结果我被父亲痛骂一顿，但我是「左耳进，右耳出」，丝毫不起作用。 　　 这时候我已经长大了，所以他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打我。我连打都不怕，骂几句又算得了什么，所以仍然一天到晚和人打架。 　　有一次，正好中华少棒队在美国威廉波特和洋人争夺冠军，人人都熬夜看电视。那天晚上，突然有人来说：「有架打啦！有架打啦！」我一听就眉飞色舞，问他是怎么回事。他说在我们村子里有个益大纺织厂；厂里的工人从我们村子带了十几个女孩子，要到村后的山上去。我想这还了得，叫了八、九个人追上去。那时已经是午夜十二点多，我们趁他们不防备的时候，一窝蜂地冲到他们前面，拿棍子、木板、石头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。他们有人连滚带爬跑下山打电话报警，我们早就溜之大吉。茫茫黑夜里，他们也看不出来我们是谁。像这样的事情层出不穷，警察局对我很头痛。但是我是军校学生，他们也拿我没办法。在我二年级读完要升三年级的时候，因为在军校里结群打架，考试又作弊，军校也没有办法留我了。 　　辗转各校 　　 于是我收拾行李，回家吃自己，父亲气得不再理我。因为我是被学校勒令退学出来的，所以没有军校的学籍，要上高中就必须重考。很幸运，我还有些底子，在没有准备的情形下，居然考取了省立板桥中学，就读高中一年十三班。我去那里不久，就影响了很多同学；我招收了十六个要好的同学，组成一个帮派，势力很大，耀武扬威，谁也不敢碰我们。有一次举办了拳击比赛，高一、高二、高三的同学都前来参加；我打遍全校，没有遇到一个敌手，得意忘形，不可一世。 　　我在板桥中学还没读完第二个学期，就已经记了两个大过、两个小过和两个警告，再一个警告，就要被开除了。我看情形不对，就转到木栅的私立东山中学去；这是个新成立不久的高中，我去时已经是二年级。 　　到了那里，开始的头几个月我还很安分守己；后来又有一个学生转学进来，他很沉默寡言，我有点好奇，打听一下，才知道他是从师大附中转来的。我想，师大附中那么好，他为什么会转过来呢？第二天下课，我去找他谈谈，原来我们也扯得上一点关系。 　　在师大附中，他有一个好朋友，名叫戴嘉龙，是我的结拜兄弟。当戴嘉龙知道他要转学来东山的时候，就把他介绍给我，请我照顾。这位同学叫邹鼎，长得很清秀，脑筋灵活，聪明绝顶，我们特别谈得来。除了他以外，我又认识了几个人，其中一个叫游晓杨，家住木栅，是当地有名的小政大帮的成员。 　　木栅离我们家比较远，必须住校；可是我不愿意住校，觉得太受拘束，就在政治大学旁边找房子住。因为游晓杨的关系，我和小政大帮也有联系。那时候，我的跆拳已由初段升为二段了，当时国内跆拳还不怎么盛行，所以二段的很少，我可以说很少遇见对手。晓杨将我介绍给他们的柳点（老大），我们谈得很投机，这就是木栅政大凉亭大血案的起源。 第三章 监狱风云 正式进入黑社会 　　一九七二年，高二没念完，我就跟学校说再见，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在正规教育体制下读书了。不但和学校说再见，就连家里都无法再待下去；我开始过流亡的生活，进入另外一个世界。在这个世界里，并不需要什么一技之长，所需要的，就是我所学的跆拳和一股好勇斗狠的凶劲。 　　我跑到飞鹰帮的老大青龙家里去住，正式拜堂成为飞鹰帮的一员，他们安排我在中山北路一家厦门酒吧里当保镖。飞鹰帮在罗斯福路、中山北路、民权东路、敦化南路都有大赌场。开始的时候，他们每个月从赌场里拿些钱给我；因为我花钱花得快，这点钱不够我花，于是他们就派我出去要赌债。要赌债不是件容易的事情，要心狠手辣。 　　在赌场里赌博的人，都是些大商家和生意人，他们去赌场赌博，目的是想捞本。可是赌场并不是个捞钱的地方，只是个丢钱的地方；往往一个晚上就会有数百万的输赢，本没有捞到，反欠了一身的赌债。他们输了钱，手头上不会有那么多现款，就开出支票；这些人回去之后，往往越想越气，认为输钱是有人在搞鬼诈骗，所以开出来的支票经常有空头不能兑现的。 　　开赌场在台湾是违法的，所以也不能照一般法律上的手续，去向他们要债；但是赌场老板也自有一套办法，教你赖也赖不掉。他们会派三、五个人，拿着这些票子，去那些人的公司或家里向他们要。我们并不直接追到他们家里面，因为怕他们去报警，告我们勒索或抢劫。我们多半是躲在那个人家附近，有时要等上一天，因为对方会想尽办法躲我们；当看见他回来，就把他带到车上或山上，逼他还钱。他若推拖没有钱，我们就一拳打在他肚子上，或在他腿上刺一、两刀，吓得他跪地求饶，立刻设法还钱来。 　　通常一百二十万的债，能要得到七、八成就算不错了，这样大约有九十多万左右。在九十多万当中，赌场老板可以拿六成，我们拿四成，每人可以分到六、七万。一天只要能要到一笔债，就吃喝不尽了。无怪乎黑社会的人，许多开名牌汽车、戴劳力士表、出入夜总会和酒家。我那时候还没有坐过牢，不知道犯法的严重性；心在想，反正已经是个通缉犯，再多犯一、两个案子，也没有关系。所以我在青龙手下那段时间，可以说是穷凶恶极，无所不为。可是好景不常，警察当局对帮派越来越注意，有一次来一个铁腕大突击，实施所谓「捕鼠项目」行动，几个大赌场都先后被破获，青龙也落网，被送到苦窑（就是监狱）里去。我们这些小喽啰，也各自做鸟兽散。我看苗头不对，也就和戴嘉龙由台北逃到台中。 　　预备偷渡 　　在台中，我遇到一个过去在陆军官校的同学林颂年，这个人因行为不检被军校开除，但他头脑很聪明，而且能画一手好画。当时我手头上还有一点钱，所以就在台中过了一段日子；后来因想要有一辆机车当交通工具，钱又快花完了，买不起，林颂年说他有办法。原来他会制造一种万能的钥匙，可以开任何的机车，我就请他帮帮忙，替我去弄两辆机车来。他借了些工具，制造出一把万能钥匙。一天，我就跟他一起去台中公园，偷了一辆山叶一五○ＣＣ和一辆铃木三五○ＣＣ的重型车；我和戴嘉龙就一人骑一辆，离开了台中。那时觉得再也无法在台湾待下去了，因台湾地方不大，是个海岛，法律是那么的严密，即使是三头六臂，也休想永远逍遥法外，总有落网的一天。倒不如想办法偷渡到海外去，另辟新天地，于是我就和戴嘉龙商量好，决定偷渡香港。 　　我们先到嘉义，那里有我两个过去在省立板中的同班同学陈一鸣和李可仁，他们后来插班到省立嘉义中学。那天晚上，我们在一起吃饭、聊天，我告诉他们，我们第二天要南下，他们就连课都不想上，要和我们一起去环岛旅行。我甚至对他们说，我们是要想办法在高雄找船偷渡出海，他们还是愿意跟我们一起去南部走走。 　　我们四个人一起南下，经台南到高雄，再由高雄到旗山，去东港码头找过去一个熟识的船员接头，想办法出海，又问他们偷渡的价钱。我们没有这笔钱，不能马上就偷渡出去，还得回台北想办法弄钱；何况这次偷渡，说不定永远都回不来了，应该先回家去看看。 我们离开旗山，到了嘉义之后，陈一鸣就说：「你们既然都要出国，车子留在这里也没用，可否送给我们两个人？」 　　我想想，也好，这两辆机车是偷来的，留在身边就是祸，不如早早打发掉得好。于是就把两辆机车交给他们，改搭火车去台中，晚上住在林颂年的家里。 　　上天无梯．下地无门 　　 那天晚上，我们吃过晚饭，出去看了一场电影之后，戴嘉龙说他有事情要先回去，我就在街上转了一圈，买了点东西，打几个电话；快到林颂年家门口的时候，就觉得有点不大对劲。我发现巷子里有几个陌生人，虽是工人打扮，但眼睛却溜来溜去。我一看不妙，知道准是「老折」（即刑警），就赶紧往巷子的那一头走，他们就从后边跟上来。我跑他们就追，我随即拔腿狂奔；还好我过去在学校赛跑的成绩一向不错，暂时没被追上。我转到另外一条巷子，发觉是一条死巷。马上一个翻身，爬到围墙上面，再跳到一个屋顶上，那边追来的人大声叫着：「捉小偷！捉小偷！」 　　我拚命地跑，到了屋顶的尽头，再跳下地面，这地方原来是个军营。我躲在营房的厕所里面，足足有两、三个小时，直到三更半夜才敢出来。 　　这下子，我在台中也待不去了，就搭夜车到台北。林颂年和戴嘉龙两个人都被逮捕了，结果如何，我也无从知道。到了台北之后，小政大帮和蓝鹰帮的人都以杀人未遂的罪名起诉，被送到看守所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想回家去看一看，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回家了。我想，只要行动小心，警察是不会发现的，而且回去一会儿就马上离开。 　　到了家里，风平浪静，一点事情也没有。父亲看我这个孩子，也懒得再骂我了。我跟他们说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，他们就放心下来。 　　既然是没有事情，我就在家里住了两天，满以为我不是主嫌犯，警方就不会再注意我了。哪晓得第二天晚上，有人来我们家里打麻将，我正在睡觉。突然之间，有人冲进来，大叫：「不许动！」 　　我马上从床上跳起来，想从后门逃窜，但是后门早就被人把守住了。 　　「你们哪一个是吕代豪？」 　　在这种情形之下，我已经上天无梯、下地无门，只有幸幸地出来承认说：「我就是。」 　　初尝铁窗滋味 　　 四个刑警把我由五股押到木栅分局。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问笔录。 　　「你有参加这次械斗吗？」刑警队长问我。 　　「是他们要我去的，我没有打，只不过吶喊助威而已，也没有拿刀子杀人。」我可以赖就尽量地赖。 　　「那你为什么要躲呢？」 　　「因为我看到很多人被捕，心里害怕。」 　　当然，这些理由他们是不会相信的，谁都那么说。 　　警方把我送到地方法院，检察官将我收押，送到看守所。当时我才十八、九岁，生平第一次尝到铁窗滋味，心里很惶恐，为什么过去犯罪的时候，没有想到这些呢？ 　　旧的看守所是在爱国东路一号，我进去之后先按手印，再检查所带的东西，将口袋里所有的东西，连脚上的鞋子、腰间的皮带，都交给他们保管，他们发给我一双拖鞋。我被关在新收房，里面有八、九个人都是不同的案子。有的坐牢已经有好多次了，有的和我一样，是第一次。 　　那天晚上，我一夜都睡不着觉。我在想，过去曾听一些老大哥们讲到监狱里面的情形；他们说，只有靠钞票和拳头才能过好日子。因为你若有钱，人人都会奉承你，在监狱里也吃得开；如果你没有钱，立刻会有人来欺侮你，把你当「龟儿子」，你必须跟他们硬碰硬。这种地方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。我没有钱，但是我有拳头，足足可以自卫。 　　在新收房的第二天，我就被分配在第四工厂里，是个打麻绳的工厂，而我被编到一组一个有人教如何打麻绳的组。白天我们在工厂里做工，晚上才回到牢房里去，我被分到第八房。这间牢房约有四公尺长、二公尺宽，要睡十二个人。 　　回到牢房之后，所有的门都关上了。我坐在角落，半个小时之后，有一个体格比较结实的人叫我。 　　「喂，新收的，到我这里来！」 　　我不知道这个人叫我去做什么，就向他走去，他要我蹲在房间的中央。 　　「你犯了什么案子？」 　　「伤害案。」我说。 　「你有带钱来吗？」他问。 　　「有。」 　　「多少？」 　　「两千块钱。」我不隐瞒。 　　「你明天要把这些钱都申请出来，你来到我们这里，就该懂得我们的规矩。」 　　原来他是本房的房长，凡是新来的人，一律都要打扫厕所，晚上睡在厕所旁边。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一招，正想找个人来开刀，显一显自己的威风。我看了他一眼，故意不作声。 　　「喂！我的话你听到了没有？」他恼火地说。 　　他的话还没有说完，我就飞起一脚，朝他脸上踢去，他躲避不及，被踢个正着，脸上鲜血直流；我再顺手一拳，他就倒在地上打滚。其它四个人立时包围我，我就沉着应战。牢房的地板打起架来声音很响，管理员闻声马上赶来。大家一看到管理员来，就住手不打了。这一仗打下来，我身上没有一点伤，那四个人脸上则青一块、紫一块，都挂了彩。 　　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」管理员怒气冲冲地说。 　　「那个新收的一来就打人。」四个人中有一个说。 　　「你叫什么名字？」管理员转过头来问我。 　　「我叫吕代豪。」我说。 　　他看看门口的牌子就说：「好小子，你一来就想做老大啦！」 　　「我没有要做老大，我一进来，他们就想要吃我！」 　　「没有这回事！」几个人抢着说。 　　「他们要我把所有的钱都申请出来！」我申辩。 　　管理员没有送我去犯则房，却把我换到别的房去。原来管理员也是湖北人，我们是同乡，所以对我比较亲切一点。 　　我换到那个牢房后，他叮嘱我说：「吕代豪，你好好留在这里，可别再打架了。」 　　我被换到第五房里，房里的人看到我身上衣服凌乱不堪，问我是怎么回事。我就告诉他们，我看那个房长不顺眼，他要吃新来的，我不吃他那一套。他们听说我一个能打四、五个，知道我是个狠角色，就对我特别好。 　　房长说：「我看你身体很强壮，你在哪里读书的？」这样我们便聊了起来。 　　他又问我是什么帮派的，我说是飞鹰帮的，他就说出几个人名，我都认识。那天晚上，我被奉为上宾，睡到房长的旁边。第三天，我再下工厂时，大家都特别注意我，那四、五个被我打得鼻青眼肿的人，也不敢来惹我了。 　　获得交保 　　 第四天，父亲来看守所看我，说可以保我出去，因为我没有前科。我告诉他，无论如何一定要保我出去，我在这里实在受不了。过了两个星期之后出庭，法官又问这个案子，我说我是有参加，但只是吶喊助威，没有拿刀子杀人。法官问我所言是否属实，我说全是事实。 　　他就说：「好，准你以三千块钱交保。」 　　我在拘留室里等候了两个小时，法官说：「现在你可以交保出去了。」 　　我重获自由了。两个星期的牢，滋味实在不好受，监狱真不是人住的。 　　回到家里，被父母狠狠地骂了一顿，就在家里待了几天。 　　有一天，陈一鸣的父亲来找我，他脸色凝重地说，他的儿子把我给他的两辆机车停在一家店铺的骑楼，放了好几天，那家店铺的老板觉得可疑，去报了警，警察就埋伏在旁边。有一天，陈一鸣下课去取机车时，被警察带到局里去。一打听之下，才知道这两辆机车，都是台中报失窃的。陈一鸣被提到嘉义警察局，他们盘问他，起先他不肯说，刑警打了他两个耳光，他逼不得已，只好说这两辆机车不是他偷的，是一个叫吕代豪的送给他的，把责任推到我身上，又把我的地址和姓名都告诉了警方。警方暂时收押他，就通知他在台北的父亲。 　　他的父亲是个教授，在台北某大专教书，人事关系很好，就请人出面处理此事。刑事组说，这个案子已经报了，非办不可，必须找到承担的人，不然陈一鸣就没有办法脱罪。于是他父亲就来我家里找我，我知道之后很紧张，木栅的事情还没有了，忽然又出了这件事！他父亲要求我到嘉义去解决事情。事实上，这两辆机车并不是我偷的，但是陈一鸣还在上学，这件事情如果由他承担，会影响他的前途。反正我在台北有案，加这么一件也没有多大关系，就和陈教授一起去嘉义。我在嘉义警察局里说，这两辆机车是台中一个外号叫「小林」的所偷的，陈一鸣就无罪开释。这案子被送到嘉义地方法院办理，我交了三千元的保释金回到台北。 　　再度入狱 那时候，我一天到晚往法院跑。 台北出庭，我要在台北；嘉义出庭，我要去嘉义，整天忙着打官司。后来嘉义的窃盗案判了我九个月的徒刑，我就上诉到台南高等法院。这时候台北的案子也一直在出庭，还没有宣判。我在家里待不住，又跑去赌场里混，替他们要赌债。 　　有一天晚上，我和飞鹰帮的小唐、小雪在东方舞厅跳舞，之后又去中山北路海鲜楼餐厅吃消夜。我们叫了一些菜，喝了点酒，又把侍者叫来，再多添几样菜。当我们正在研究点些什么菜时，旁边来了一桌外国人。侍者一看是外国人，马上就过去，很客气地招待他们。 　　我顿时火冒三丈，加上酒喝多了，就把侍者叫过来，从口袋里掏了一百张百元钞票，展开成一把扇子，一面搧一面说：「好热！」他莫名其妙地望着我。 　　我就大吼：「他妈的！我们叫菜叫了一半，外国人来了，你就去招呼他们，把我们丢开不管！我们的钱就不是钱，外国人的钱才是钱？」 　　他吓得面色发青，我一脚踢在他的肚子上，他仆倒在地。我酒性大发，拿起一张椅子朝他摔过去，差一点把他的头打得开花。我又掀翻整张桌子，满地是碎瓷片和菜肴。有人过来劝阻，我们像疯狗般失去了理智，见人就打。我抽出腰间的小刀，冲到海鲜楼外面。店门口有几个水族箱，养着一些活鱼，是供客人点选的，我拾起地上的砖头，把三个水族箱砸得稀烂。水族箱里的游鱼随着涌流的水，散落满地。有人去报警，来了十几个警察，拔枪叫我们不许动。就这样被抓到中山分局去；我犯了伤害和毁损罪，又送到看守所。 　　在法院里，那个过去办我案子的检察官还记得我，对我说：「怎么？才给你交保出去，你又回来啦！」 　　我无话可答，马上收押，被送到第二工厂去。 　　这次我有了点经验，不像以前那么害怕。因为情绪不好，我在看守所里时常打架闹事，给主管带来不少麻烦。我由第二工厂调到第三工厂，接着又调回第二工厂和第六工厂。这一次交保也不准了，我前次所犯的案和这次所犯的案合在一起出庭，结果被判有期徒刑一年两个月。那是一九七三年八、九月之间的事，父亲和母亲都来看我，也无计可施。 第四章 亡命天涯 精心策划 　　 「小力，你想不想马外（脱逃）？」小力是田嘉仁的外号。 　　有一天，他在厨房里工作的时候，我过去问他，这时候旁边没有什么人。 　　「马外？」田嘉仁露出一脸的惊讶。「你不是在开玩笑吧？围墙这么高，九个警卫堡，二十四小时持枪警戒，你不想活了？」 　　「现在正是我们闯天下的时候，老是蹲在苦窑里（坐牢），把人生都蹲掉了。要说危险嘛，那是因为他们计划不周密，我可是经过长久的策划和设计，包管万无一失。」说着，我便从口袋里拿出一张草图给他看，并且详细说明逃亡的路线。 　　「嗯！不错！不错！」田嘉仁满意地点点头。 　　「怎么样？闪不闪（走不走）？」 　　「一句话！」田嘉仁慎重地答应了。 　　从那天开始，我们每天都积极地准备，因为脱逃是件危险的事情，若运气不好，就会被警卫当场开枪打死；就算活捉回来，后果也不堪设想。但是为了争取这不应该得到的自由，我们也顾不得那么多了。我每天仍然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照常上班、读书。为了能和田嘉仁在一起，我就请求调到六队去，大队长也批准了；我假借教小力读书的名义和他睡在一起，其实是计划逃亡。 　　我每天送公文时，必须绕整个总队一圈，所以对内部地理环境算是很熟悉。我想，白天脱逃是不可能的，一靠近围墙，警卫就会开枪射击；晚上又有探照灯，接近围墙也会被发现；但是无论怎么样，还是晚上比较合适。可是哪一天晚上才合适呢？我东算西算，只有星期六晚上最好；因为值星官交接的时候都在星期六，他们中午交接，晚上最轻松。而且周末，许多官长都回家探亲去了，有的则到台东市区去玩，所以官长特别少，万一有人脱逃，要派人去抓的话，动员力量也必减弱许多。那时是一九七六年的七月。 　　可是又有一个问题，我是大队部的班长，晚上可以出来走动，田嘉仁白天在厨房做工，晚上不能像我一样地自由进出，他要被关在寝室里，看电视或上政治课，我用什么法子才可能把他弄出来呢？我每天都在想这件事，终于想出一计，就决定在七月十七日星期六晚上进行。 　　那天晚上六点钟，我趁大队长洗澡的时候，偷偷溜进他的办公室，拿起手摇电话机，对总机说：「这里是大队部，请转第六队。」 　　「六队。」电话立刻转到六队。 　　「找你们值星官听电话。」 　　过了一会儿，六队的值星官章锦隆来听电话，他是个很厉害的分队长。 　　「是值星官吗？」我说。 　　「是。」 　　「这里是大队部。贵队有一个队员叫田嘉仁，大队长有事要召见他。如果你们一时派不出警卫把他带来的话，我是大队部的班长，可以前来带他。」 　　「那么晚了，大队长还找他有事吗？你请大队长来听电话。」章锦隆说。 　　我没有办法，只好说：「大队长现在在洗澡，我请他洗完澡再打电话给你。」事情就这样不了了之。 　　晚上我回去时，就对田嘉仁说：「章锦隆不上这个当，我们再想办法。」 　　还好章锦隆没有向大队长求证，否则西洋镜就被拆穿了。 　　过了几天，好机会来了！大队部有个原住民营务官叫颜德铭，我们相处得很好，常在一起聊天。 　　那天他刚升副队长，由台东要调到花莲去，我认为这是个可以利用的机会。 　　那天早上我就对他说：「报告营务官，恭喜你升官啦！你不久就要走了，我想为你饯行，大家聚一聚。今天晚上在升旗台那边摆张桌子，我们好好聊聊，怎么样？」 　　「好啊！」他很高兴地说。 　　「营务官，你认不认识六队有一个田嘉仁？」 　　「认识，怎么样？」 　　「这个田嘉仁对你非常欣赏和敬佩。」 　　「怎么说呢？」 　　「他说你很会做人，对队员也不轻视；在管训队里，像你这么好的长官，实在找不到第二个。」 　　「哪里！哪里！」他心花怒放地说。 　　「他知道你不久要被调走，就想欢送你。好不好，晚上也调他来这里，大家一起喝酒聊天？」 　　「可以啊！」 　　颜德铭是营务官，官阶比中队值星官大，他向六队值星官程荣魁打个招呼，田嘉仁便很顺利地出来了。然后我们到福利社买些罐头、菠萝、花生及下酒的卤菜。虽然这里规定不能喝酒，但是我们多花点钱，还是有办法弄得到酒。我们还买了些饼干、牛肉干，到升旗台那里，我们拚命地劝他喝酒，自己却喝得很少。一面不住地对他说好话。 　　「营务官，你很有本事，把马子（交女朋友）的技术是一流的，教教我们，将来出去后也可以学学。」我们哼哈二将一拉一唱，把他捧得昏头转向，直如腾云驾雾一般教他乐不可支。 　　由于天还亮，我们一直聊到七点多钟，天才渐渐暗下来。我和田嘉仁交换了一个眼色－时候到了。 　　我对营务官说：「时候不早了，你后天才调走，我们明天再来聊吧！」 　　他已经喝得几分醉，就回房去睡觉。 　　疯狂大逃亡 　　 那天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日。我和田嘉仁握握手，互祝好运，然后到花园里去，将藏在那里的绳子拿出来，换上灰色衣服。这时候天色已经全黑，我们拿着绳子，走向大门口的那道围墙。在围墙上面有根水泥柱子，每根柱子上面写着一个字，合起来是「抬头挺胸，并肩齐步」八字。我们选择在「抬」字底下爬上墙去，那时候已经是晚上八点钟，来往的官长很少。我们由小路通过了花园操场，很顺利地到了大门口附近，先暂时躲在围墙旁的厕所边上等机会。 　　离开这地方不到十公尺，就有一个圆形的碉堡，上面有荷枪的警卫来回巡逻，围墙大约三．五公尺，既高又厚，顶上还有一公尺高的铁丝网。因为围墙太高，我们不可能爬得上去，必须两个人合作才可以；要有一个人站在底下，让另一个踏上他的肩膀，他还要高举双手，让那个人站在他手上，攀到围墙边缘。铁丝网每隔五公尺，就有一个水泥桩子，先上去的人可以把绳子套在水泥桩子上，然后把绳子坠下来，使下面的人抓着绳子爬到围墙顶上。时间必须配合得紧密，不可有丝毫的疏忽。 　　可是有一个问题，我们两个人，谁在上面，谁在底下呢？我和小力两个人心里都有数，站在底下的那个人是最危险的；因为卫兵不是死人，他随时都在来回地走。我们必须在他转身往回走的时候，才能靠近那道围墙。如果不幸被发现了，他一开枪，站在墙上面的人可以跳下墙往外面跑，留在下面的人只有等死，丝毫没有机会。但总是要有一个在上、一个在下，在我们脱逃的前几天，我们就已经想过这个问题。小力说他年纪小，体力比较差，怕背不动我，其实这根本不是理由，但无论如何，总得有一个人在底下，我只有牺牲一点了。 　　我们等在厕所边，算好了时间，警卫堡的探照灯很明亮地照在围墙的周围，卫兵向我们这边走过来，到了尽头就回过身，往另一头走去；我紧张万分，连心都快要跳出来了。脱逃究竟不是件容易的事，万一被发现了，警卫一定开枪，是不会客气的。 　　由厕所到围墙大约有十公尺左右，我想冲到「抬」字那边去，却一直不敢，心中不住地挣扎。最后总算下定决心，待卫兵一转身，我就冲到围墙底下，把头靠在墙边，两手反身在后，叫小力也冲过来，跳到我的身上。他有点犹豫，我向他不住地招手，轻轻地说：「快！快！」 　　然后他也冲了过来，爬上我的肩，又踩在我的手上，我用力将手向上举，高度刚好，他便很灵活地爬到了上面，把绳子套在水泥桩上，绳子的另一头垂到我胸前。我紧紧地抓住绳子，奋力往上爬。可是才抓第二下时，绳子突然断了，我落在地上，发出一点声音，吓得差一点昏过去；幸好那个卫兵没有发现，可是绳子短了一截，怎么办？我就再往上一跳，幸运地抓住那短短的一截绳子，这次总算是没有断！我用力攀了几下，最后也到顶上；从上面看下去，大门口也有一个卫兵，持枪走来走去，留在围墙上面太久也不是办法。等了一会，我们就跨过墙头那一公尺高的铁丝网，下面是草地，旁边有椰子树，我们就一跃而下。 　　围墙外面有一个警卫连驻扎在那里，这时候有一个年老的官长，正走去浴室洗澡，手上拿着一支手电筒，一边走一边哼着平剧里的“苏三起解”。我心里想，这下可不好了！他听到有物体从围墙上面掉下来的声音，就朝我们这个方向走过来，将手电筒照在我们脸上。先是愣了一下，立刻就大声喊叫：「有人脱逃啦！」 　　砰！砰！几声枪响，警卫开枪了。那位官长想冲上来捉我们，被我飞起一脚踢倒在地。 　　那时候我也管不了许多，全身劲儿都使出来（据说那位官长因此住院两个礼拜），旁边警卫连里的警卫，一听到枪声就倾巢而出，我们就在黑暗里狂奔，由于地形不熟，两个人都跌在甘蔗田里，摔得人仰马翻。甘蔗的叶子很锋利，我们手上、脸上都被刮伤，也不知道疼痛。 　　我们爬起来再跑，跑了一阵，突然甘蔗没有了，原来我们已经踏进一个地瓜田里面。蓦地前面有一道手电筒的光射过来，吓得我们马上伏在地上，不敢再动；原来已经有两个警卫，追到距我们十公尺的地方，幸亏我们伏下来得早，否则一定会被发现的。我很清楚地听到他们在说：「赶快搜，一定就在这附近！」 　　九死一生 　　 我们都吓得魂不附体，因为地瓜田不像甘蔗园，没有躲藏的地方，万一警卫发现了我们，就会马上开枪的；我们只好慢慢在地上匍匐前进，全身都是泥土。后来我们听到警卫的声音远了，才敢从地上爬起来，再继续往前跑。我们跑一阵又歇下来，看看方向，我们只有一个目标，就是离开管训队越远越好。管训队那边的探照灯很亮，黑夜里看得很清楚，我们就往相反的方向跑，每跑一阵，再歇下来对准方向。我们不敢走有路的地方，因为据我所知，每逢有犯人脱逃，管训队马上就会派人埋伏在几条路口上，所以没有一条路是安全的。虽然如此，我们仍会遇到有人在叫：「在这里！在这里！」 　　一听到这样的声音，我们马上就往甘蔗园里钻，有如惊弓之鸟。不久我们进入一个丛林里，到处是尖锐的刺。还好我们脚上穿着厚底的球鞋，身上衣服也是裹得紧紧的。 　　突然听到田嘉仁大叫：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」原来他摔落到一条五、六公尺宽水流非常急的小河，被水冲走了。我赶紧沿着岸拚命地跑，黑漆漆地视野非常模糊，还好我的速度比流水更快，不久就跑在他前面，伸出手去接他。 　　「我在这里！」他也一直在叫，水把他冲到我所站的地方，一把抓住他，拉上岸来，他已经全身湿透了。 　　我们过了一座小桥，往另外一条路走；真是风声鹤唳，草木皆兵，只要有一点点动静，我们马上就往森林里躲。我们跑了将近半个小时，只听到前面排山倒海、洪水奔流的声音；原来我们已经到了东部最大的河川∣卑南溪的边上了。我们原定的计划是渡过卑南溪到花莲，再由花莲搭车到台北；可是当时刚下过几天豪雨，所以山洪爆发，水流湍急，前后又没有桥，只好坐下来想想办法。于是我们坐在河边喘一口气，喝了几口水，想点枝烟来抽；田嘉仁身上有烟，可是被水打湿了，我就拿出我的，没想到火光一亮，附近的警卫立刻就发现了，只听到：「在那边！」 　　接着就是砰的一声枪响，我们赶紧往河的下游跑，足足跑了一、两个小时，才歇下来。现在惟一的办法就是赶快渡过这条卑南溪，我们都会游泳，在陆军官校时，我还得过游泳比赛第一名。 　　我们约定如果在强行渡河中，两个人被冲散，就在每一个星期天晚上七点钟，在台北国宾戏院地下室的银马车咖啡厅见面；在两个月之内，若我们两人有一个一直没到，表示他不是溺死了，就是已经被捉回去。 　　河面有五、六十公尺宽，虽然天色很暗，但隐隐约约还可以看到对面有个三角洲；我们约定万一被水冲散了，就在那个三角洲上会合。 　　我们一切都交代好了，就开始一步步往河里走，水流得很急，我们都几乎站立不住；等水深到膝盖时，已经寸步难移了，可是后有追兵，不走又不行。我们两人走在一起，我先走一步站稳了，再把他扶过去；然后他再向前一步站稳了，也把我扶过去。 　　我们不知道前面有多深，只有一点一点向前推进，到后来，我把田嘉仁扶过去的时候，突然他沈下去了，把我也一起拖下去；原来前面是个断崖河道，我便在水中漂荡，一个大浪打过来，把我翻了几翻，天旋地转，分不出方向。浪很大，使我无法施展游泳技能，我拚命设法使头浮出来，以便呼吸；并用手拚命划水挣扎，好半天，慢慢地脚踩到了地。原来我被水冲了将近一千公尺，已经过了那条大河；我伏在沙滩上，休息了很久，渐渐恢复了体力，才发现我已经快到出海口了。 　　我不知道田嘉仁的情形如何，可是我还是要回到三角洲那边去等他，我走了二十分钟才到达那里，就坐在石头上；我等了很久，不见他来，心里想，田嘉仁一定是凶多吉少，就忍不住哭起来，越哭越大声。将来如果我再见到他的哥哥，要怎么交代呢？不逃出来倒好，还有几年就可以出来，现在人死了，教我怎么办？我是从来不哭的，那时候却哭得伤心。 　　突然，我发现河对面有人影在晃动，吓得我赶紧躲起来，仔细一看，似乎有个人在向我招手，还叫着：「吕代豪！」 　　是田嘉仁！我高兴极了，可是我们是隔河相望。天开始下雨，越下越大。我叫他快快游水过来，他叫我游过去；我不想再过去，因为我们的目标原是要过来的。两个人僵持了好半天，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，到最后还是我过去；我往上走了二百公尺，找个地方下水，由于这次心里有准备，而且把鞋子脱了，行动比较方便，总算平安地到了对岸，两人就抱头痛哭，恍如隔世。 　　后来，我们决定在晚上沿着台东海岸走，白天就躲进山里，粮食呢？吃野生的果子、挖农夫的地瓜充饥。这样躲躲藏藏地走了两、三天，终于走到了屏东。那时候，我们身上还穿着队员服，留着大光头，就在农村摸了两顶斗笠和两件农人穿的衣服，手上拿着木棒，由屏东搭直达车到高雄。 　　潜居高雄 　　 到了高雄，已经是早上六、七点钟了，我打一个电话给一个开餐厅的结拜兄弟，他不在。我们又搭高雄客运去旗山找何国贤，他和我一样，也离开了陆军官校；我们找不到他，只有他大嫂在家里，她告诉我们，何国贤已经去台中做生意了。这时候，我们身上的钱已经用得差不多，他大嫂我们又不熟，可是没有办法，只有厚着脸皮，开口向她借钱，好不容易才借到一千块钱。小力有一个女朋友叫小蓉，在高雄一家喜万年酒楼当服务生，过去也曾在风尘里打滚过，小力居然跟她联络上了；这个女孩子为人豪爽又上道，她马上就安排我们住在两个高棉侨生家里。这两个侨生，读高雄医学院，在外面租房子住；他们对我们相当热情，弄了很多吃的来招待我们，饭后我们就在一起聊天。 　　我们把脱逃的经过说给他们听，他们听得目瞪口呆，对我们佩服得五体投地。就拿出最好的衣服给我们穿，由于我们的身材跟他们差不多，所以很合身，又送给我们两把短刀，是俄国突击队所用的刺刀，是他们从高棉带来的，价值至少在五千块钱以上。 　　在他们宿舍过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夜里，我们就搭夜车去台北，天亮了才到达，我已经有几年没有回台北了。我在车上对小力说，我脱逃出来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偷渡出国，小力也表示要跟我一起去。我告诉他我的基础是在台北，所以要在台北混；小力是台中正气帮第九批的兄弟，基础在台中，但是他不想回去，愿意跟我一起在台北发展。于是我们一下车就去木栅保仪路找纪秉忠。 　　早上八点钟，我们按着地址寻找目的地；那时候我们头上都戴着帽子，身上穿着侨生赠送的衣服，人模人样地到了他家楼下，看见纪秉忠正在和一个人聊天，就上去叫了一声：「大哥！」 　　他看见我们吓了一大跳，马上对我们使了个眼色，和那个人说了几句话，就带我们离开。 　　他把我们带到另外一栋新的公寓里，关上门就向我们伸出手来说：「欢迎你们重获自由！」 　　我们热烈地握着手，我向他介绍小力。 　　他说：「我替你们找好了房子，就是这里，还满意吧？」 　　我们点头表示很满意。于是我们三个人就一同商量未来的计划，因为我和小力在台湾不可能久住，就准备要偷渡出去；但是，我过去曾吃过一次偷渡不成的亏，知道不能操之过急，也不可轻举妄动，所以暂时先躲些日子再说。我那时候还是个大光头，戴假发又不习惯，因为天气很热，必须先等头发长出来，再正式出去活动。坐了两年的牢，一旦重获自由，心里酸、甜、苦、辣各种滋味都有。虽然这个自由是假的，但至少每天不会再受官长的气；早上起床，睁开眼睛也看不到铁窗，因此心里一方面是恐惧，另一方面又很高兴。 　　纪秉忠白天要上班，我和小力自己做饭、做菜吃，尽量少与外面联络；每天在屋子里练跆拳、读英文、看小说、看电视。 　　过了两个星期，我打了一个电话给弟弟，约他出来见面。那时候他在空军幼校读书，已经二年级，将要升三年级；我问他家里情形如何，他说，警察经常来找我，父亲一提起我，就恨得咬牙切齿，说只要知道我在哪里，一定去告密，教警察把我抓回去。 　　弟弟又告诉我一件有趣的事：七月二十四日，我由岩湾职训总队脱逃出来；二十五日，刚好弟弟学校开始放暑假，他就带了一大篓的龙眼、荔枝，大老远跑到岩湾看我。他在会客室里办完手续，大队长和营务官颜德铭都出来了，把我弟弟带到大队部去，然后很严肃地对我弟弟说：「你哥哥，昨天晚上脱逃了！」 　　我弟弟一听，吓了一大跳，一时说不出话来，就问他们怎么样了；他们说，抓了一个晚上都抓不到，现在不知道在哪里。营务官和大队长的眼睛里都有血丝，可见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，一定忙着抓人。 　　大队长对我弟弟说：「我对你哥哥不错。他要读书，我就调他来大队部。我这么爱护他，想不到他会忘恩负义。现在我要被记过，营务官也被记大过，官也升不成了，你哥哥真是害人不浅。你回到台北，若遇到你哥哥，劝他千万要回来投案。他的刑期不执行完，是绝对不行的。这样子会误了自己的一生，只有回来投案，才能够减轻刑罚，否则他永远要在犯罪的漩涡里打转。台湾这么小，他能跑到哪里去？」 　　弟弟回家将这件事告诉父母，他们都哭得很厉害。弟弟也劝我回去投案。 　　我对他说：「子英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，回去可就惨了，不打得半死才怪呢！只有偷渡出国去。」 　　「那你偷渡是不是能成功呢？」弟弟问我。 　　「上次我是被别人密告才会被抓，这次一定能成功！」我说。 　　那几天我想了很多问题，我现在是个通缉要犯，警察若抓到我，是可以记功嘉奖的，我必须小心才是。我心里相当矛盾，这种躲躲藏藏、草木皆兵的滋味实在不好受；只要一听到外面有声音，我就得躲藏起来，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。我一直不敢和外界接触，过去的一些女朋友和兄弟，都没通知他们我出来了；因为只要有一个人出卖我，我就完了。我已经吃过一次亏，吃一次亏就该学一次乖。 第五章 重返囹圄 走一步算一步 　　我当天晚上就被送到鼓山一路的高雄地方法院看守所。临走前，纪秉忠和小胖拿了两万块钱给我。到了看守所，被编入第三工厂，工厂的大组长也是个被告，叫郭正瑞；他由岩湾管训出来之后，又杀了人，被判重刑，在看守所第三工厂里当大组长。我们过去认识，交情还不错，他马上设法将我调到他的舍房里，由于我一身都是伤，他请人来替我按摩敷药。 　　到了那里第三天，小胖和纪秉忠就来看我，到了会客室，我才发觉小玲也在。我们隔着玻璃铁窗用电话交谈，我叫她不要担心，我很好，马上就能出去的；她劝我不要再胡思乱想，好好祷告认罪。那时候我实在听不下去，只是虚与委蛇，应付她一下。我又和纪秉忠、小胖讲话，我说我把伤养好之后，一有机会就闪出来。他们又问我有什么需要，我说我不需要什么，我仍然有两、三万元，足够用的，叫他们不要担心。谈话时间很短，只有十分钟到十五分钟，时间一到，电话就被切断，我便挥挥手叫他们回去。 　　我每天都在舍房里运动；在原地跑步，运动完，有人来替我按摩，一面吃伤药。大约七、八天之后，为了护照的事情出庭，因为案子不重，只是侵占遗失物与伪造文书，我申请易科罚金，就蒙批准了。护照案子解决之后，接下来就是脱逃的事情。我是由台东脱逃出来的，台东地方法院发出通缉令，所以我必须回到台东归案。 　　我开始盘算，如果我被送到台东地方法院归案，脱逃的机会就少了；如果要想脱逃，只有在由高雄到台东的这一段路上打主意。于是我每天计划，并打听法警是怎么押送犯人的。按照一般的规定，每一个犯人是由两个法警押送，犯人带着手铐或绑着绳子都不一定。由高雄乘直达车去台东，大概要坐七个小时左右；大约在四个小时之后，就会到达枫港，由枫港进入山区。 　　我在看守所里待了十天，伤势渐渐复元。那天下午，我正和人聊天的时候，突然主管叫我的名字，要我收拾东西，准备移送台东。我心里又紧张又高兴，马上就整理行李，和朋友们告别，互道保重。我被带到中央台，就是检查行李的地方。行李检查过后，法警就来了，替我戴上手铐。我在第三工厂的时候，已经有人为我准备了一把万能钥匙，是开手铐用的，我偷偷地藏在袖子里。没想到法警在我手上加了两副手铐，又拿铁丝将手铐上的洞穿起来，用钳子夹得紧紧的；我的心里马上凉了半截，现在就是有钥匙也没有用了。除非把上面的铁丝夹掉，可是哪里来的钳子呢？何况法警坐在我的旁边，一步都不离开，根本就不会有机会，只有走一步算一步了。 　　有一个法警对我说：「吕先生，我们现在要送你去台东，希望我们在路上彼此合作！」 　　我回答说：「当然，我们彼此尊重，你们如果尊重我，我一定也尊重你们，大家互相互相！」 　　主啊！我该不该逃？ 　　他们替我背行李，坐出租车先到法院办手续，再去火车站对面的公路局车站。我们到达车站时，所有的人都对我行注目礼，看得我很不舒服。十一点钟左右，金马号直达车来了，我们便上了车。法警安排我坐在走道左边中央靠窗子的位子上，一个法警坐在我旁边。他把窗关上，又拿出铁丝，在关起来的部分，用铁丝绕了几圈；不但是我旁边的窗子，又把前面、后面的窗子都绕上了铁丝。这样做完之后，他才坐下来，并请我抽烟。不久，车子就开了。他问我过去的一些历史，我只是应付他，心里一直在盘算如何脱逃。目前看来，我连一点机会都没有。 　　聊了一个小时，我们都有点疲倦，我就开始闭目养神，心里仍在计算着，用什么法子来脱逃。我必须在车上脱逃，因为管训队里有好几个官长都被记过处分，他们一定会怀恨在心；而且因为我脱逃在外才八个月，官长多半没有什么调动，仍在原来的岗位上，这次被送回去，一定有许多苦头吃。我现在算算，身上还有两、三万的现金，身上穿着便服，头也不是个光头，如果脱逃，别人也看不出是个囚犯。只是用什么办法来突围，把手铐打开呢？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，就是殴打法警，然后跳车。 　　坐在我后边那个法警通常都是在闭目休息。在我旁边的那一个，我只要用力打他的头，把他打昏了，就可以从走道上冲到门口，大声叫司机停车，司机也许会被我吓住而停车，我就可以把门打开跳下去；但是车子速度很快，跳车太危险了，万一跳不好，摔死或终生残废都划不来。我一直想象着如果不跑，回去之后的惨况，就决定破釜沈舟，孤注一掷。可是车开得太快，我只有在枫港行动；因为车子到了枫港，会有十分钟的休息时间。 　　不久，车子便到了枫港，司机说：「现在休息十分钟，旅客们要下车的可以下车，去上厕所或买什么东西，十分钟后开车。」坐我旁边的那位法警问我要不要去上厕所，我说不要去，这位法警就陪着我留在车上，另外一位法警要上厕所、买槟榔，就下去了。旅客们多半都下车去走动，因为坐了几个小时的车子，大家手、腿都有点发酸。 　　我故意假装闭上眼睛，偷偷地瞄着窗子外面，这里周围都是山，把法警打昏之后，往山里面跑，成功的机会很大。行李可以不要了，反正身上有两、三万块钱。虽然有点害怕，但最后我还是下定了决心，于是我便举起双手，在往窗子移动，这样打起法警来，力量就可以大些。正当我高高地举起手，就要用力朝他眼睛打下去时，他突然转过头来看我，吓出我一身冷汗。我马上在耳后根猛抓，假装在搔痒。还好，他没有察觉异状，又和我聊起天来。 　　十分钟很快就过去了，另外那一个法警买了槟榔上来，旅客也纷纷上车，车子就开了。我失去一个翘脱的大好良机，心里好难过。车子进入了山区，在弯弯曲曲的公路上，速度并不快，跳车的危险性比较小些。我再一次下决心，现在，原本坐在我旁边的那个法警，已经换到后面去睡觉了，后面那个便坐到我的旁边，我心里想，我如果打法警而没跑成，就造成了伤害和妨害公务的罪名。而且他也一定会报复，我要他的命，他岂会轻易地放过我？如果没有把握，就千万不要跑，若跑不掉，可就更惨了。我心中一直在喊：要跑！要跑！可是又犹豫不决。再想想我的一生，都是过着逃亡的生活。如果这次再脱逃成功，我将永远都这么逃下去，将来下场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如果不幸把那个法警打死了，我也一定会被判处死刑的；不打死他，把他打成重伤，也要判上十几年有期徒刑。我一辈子真的就这样坏下去吗？ 　　这时候，我突然闭上眼睛祷告，我是从来不祷告的，只有在小玲面前，和她一起祷告过。当时也是「小和尚念经，有口无心」。可是现在，我竟然开口祷告了。我说：「主啊！我想逃，但不知道该不该逃？如果我不逃，回去后要受严厉惩罚；如果逃的话，一旦成功，我将永远坏下去；如果不成，后果不堪设想，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才好，求主指示我该怎么做！」 　　祷告之后，我望着车窗外面，忽然看到天上出现一道彩虹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美丽的彩虹。我看呆了，车上的乘客也都叫着说：「好美丽的彩虹啊！」马上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，笼罩在我心头。我觉得上帝好像在对我说话，要我稍安勿躁，不要胡乱出此下策，于是我决定暂时放弃脱逃的念头，等以后再作打算。 　　当我放弃了这个念头时，我的脸色就自然和缓多了，不再像先前那样紧张，甚至开始和法警有说有笑。 　　当天下午，我们到达台东，法警把我送到台东看守所，完成移交手续。当法警替我解开手铐时，我对他们表示感谢，他们也谢谢我的合作；临走前他们还告诉我一件事，使我心有余悸。原来他们在和我初见面时，看我的言行举止和神态，加上我的脱逃前科，以他们押解人犯多年的经验，就预料我会脱逃；所以他们沿途非常小心，防备我随时会趁机脱逃。因此法警坐在车后座休息，表面上是在睡觉，事实上是全神戒备；甚至在枫港休息十分钟时，那法警并没有去买槟榔，反而躲在车后预防有状况发生。我听了，暗暗感谢上帝的保守，我差点就自掘坟墓！ 　　牛郎织女，隔墙相对 　　法警把我送到台东看守所之后，管理员立刻就把我铐上脚镣。我向他们抗议，我没有犯错，为什么要铐脚镣？他们说，这是这里的规定，凡是有脱逃纪录的人，都必须铐脚镣。铐好之后，我就被送到二楼；那时候，我因脚铐铁镣情绪很不好，进了四房，看见李明辉，这个人是我在管训队认识的，过去我很照顾他，老朋友见面谈得很高兴，他也是脱逃案受审，是本房房长。房里大约有七、八个人，里面不干净，味道很不好；我一进去就要大家大扫除，清除每一个角落，整理得干干净净的，味道也好多了。这个地方可以说是我们管训队员的地盘，我身上又有好几万块钱，再加上我跆拳二段的头衔，所以还算被尊重。 　　那时候，我一直不断地和小玲通信，为了避免混淆起见，我们在每一封信都编上了号码。她至少每两天来一封信；有一天她告诉我，她在青年节有十天的假期，将要和纪秉忠、小胖一起来台东看我；于是我每天都引颈翘盼，后来三二九青年节她终于来了。可是和小玲来的并不是纪秉忠和小胖，而是一个叫陈杏梅的女孩子；陈杏梅是小玲的朋友，我也和她很熟，她在台北做事，家住在花莲县的玉里镇。 　　我们用电话交谈，我问她为什么纪秉忠和小胖没有来？她说不知道，因为一直没有他们的消息，所以联络不上。我心里就感到很奇怪，为什么会联络不上呢？因为时间有限，我没有再多问，小玲说她能见到我，是经历一番波折的。按照台东看守所的规定，必须父母、子女和配偶三等亲以内的家人才可以来探监，朋友则一律不可以。我就问她是怎么进来的，她说她去找警卫科长，说她是特地由台北搭飞机来看我的，警卫科长才特别通融，但下不为例。我心里实在很难受，她来十天，只能和我见这么一次面，真令人肝肠寸断。这时我忽然想到一个变通的办法，就对她说：「妳出了大门之后右转，可以在围墙前面的路灯下站着，我在二楼可以看得见妳，我们还可以讲话。」 　　因为二楼离那个路灯很近，往来行人讲话的声音，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，于是我们就这样约好了。我再指指脚上的东西，她看不见，我就用力跳起来，她才看到我的脚镣，立刻显得很悲伤；我挥挥手叫她不要难过，告诉她这是小事情，不痛不痒的，算不了什么。她又给我带来很多好吃的东西。我回到舍房之后，马上叫人拿棉被垫得高高的，让我站在棉被上看窗外；过了一会儿，小玲便在路灯底下出现了，我俩遥遥相望，有如牛郎织女，讲话声音不敢太大，怕被巡查的主管看见，也避免哨台卫兵过来干涉。 　　我们只有轻轻地说，并不时用手势表达，她大约站了一个多小时就离开了；临走的时候说，第三天再来这里看我，因为她要去杏梅家里。第三天她又来了，但是杏梅没有来，我就问她是什么原因；她说杏梅接到妹妹来信说要结婚，请她回去当伴娘。当时我很担心，因为小玲在台东并没有什么亲戚朋友，我问她住在哪里，她说她要在旅馆里住八天，因为她的飞机票已经划好日期是八天以后的。 　　她每天吃过晚饭，就来到路灯底下，我俩就这样面对面相望，有时候默默无言，四目相对；一个是自由身，一个却是阶下囚，精神上有说不出来的痛苦。 　　小玲在旅馆里每天都写一封信给我，其中有一段这么说：「代豪，不要认为你又失去了自由，这正是你蒙恩的开始；脱逃总有一天还是要被捉回去的，现在不要再胡思乱想了，这是你被上帝拯救的机会……让我们隔墙共勉！」这些话，我当时一直没有办法接受。在那十天当中，她每天都来看我，而且每一次都送菜与水果来。虽然我们不能够在会客室见面，但是可以一个在墙内、一个在墙外，彼此内呼外应；很幸运，我的舍房是在二楼，要是在一楼，就有围墙挡着，看不到了。 　　时间过得很快，八天后小玲返回台北，我也去台东法院出庭受审。法官问我有没有脱逃，我当然不能说没有；他又问我为什么要脱逃，我就编了一套谎话，说那时候母亲生病，请假不准，只好出此下策，请法官原谅。法官就判我六个月的徒刑，如果易科罚金的话，一天是以银元三元来计算。 　　那时候我才关了一个月，但是我知道在台东法院要申请罚金是不可能的事，于是我上诉到高等法院花莲分院。过了不久，我就被法警押到花莲分院的看守所，一样被铐上脚镣。到了舍房里，房内有四个人，我差不多都认识，都是管训队的人。这里面有脱逃的，也有杀人的，大家彼此都很照顾。在黑社会里混，或在监狱里蹲，人面熟这一点对我倒是很方便的。有一次，小胖的父亲特地坐飞机来看我，受宠若惊。我问小胖和纪秉忠的近况，他也不太清楚。我就请他帮我想想办法，因为我一直在担心管训队的事情，希望能不回到那里去。但是，我是从管训队里脱逃出来的，非回去不可，除非能有相当的人事关系。他答应去替我试试看。在花莲这段日子里，小玲几乎天天写信给我，一直要我认罪悔改，但我一直硬着颈项。 　　几天后我接到一张传票，五月四日将要开庭。我就写信告诉小玲。开庭的时间是在五月四日下午三点钟，上午忽然有人来看我；我想，这时候还会有什么人来呢？却没有想到是小玲，我高兴得不得了。 　　我问她：「妳今天不是要上课吗，怎么又跑来了？」 　　「请假。」她说。 　　我深深受到感动，现在回想起来，单单男女之间的爱，是不能够使她做到这个地步，三番两次远远地坐飞机，来看望一个顽固不化、毫无前途的囚犯，这乃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爱，在她的心里头奔腾的缘故。可惜当时我却领会不到这一点。 　　我对她说：「小玲，我今天下午三点钟要开庭，妳可以来吗？」她答应了。 　　到了下午，我坐拘留车去花莲高等法院，整个法院，只有我一个人出庭；到达法院时，小玲已经等在那里了，就向她打了个招呼。进了法院，我便被关在拘留所里，一直看不到小玲；没有多久，我就被叫出去。法官一共有三位，其中一个问我为什么要上诉，我说，申请罚金。 　　他说：「地方法院不是判你罚金了吗？」 　　我说：「判是判了，但是申请不准。」 　　于是他们研究我的案情和脱逃的动机，然后将我押回拘留所。我央求法警帮我一个忙，无论如何让我和小玲再谈一次话，因为她是特地由台北赶来看我的。由于我一再拜托，居然感动了法警，他们就允许小玲过来，我们便隔着一道铁栏杆谈话。她将手扶在铁栏杆上，我们相对都说不出一句话来，我请她不要担心，我很快就会出去的。她说：「我不是在担心你会不会出来，我是在担心你有没有悔改。这是你一个蒙恩的机会，你千万不要放弃，你有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，求祂带领你一生的道路？」我顾左右而言他，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。我们谈了十分钟，法警一再催促，她便回去了。 过了一周，我接到高院判决书，我的上诉被驳回；我想我已经被关了两个月，还有四个月，忍耐一下也很快就会过去的。谁知道，有一天突然有办公室的人找我说：「吕代豪，缴罚金啦！」原来我申请罚金已经准了。 　　我简直不敢相信，因为犯脱逃罪，罚金多半是不准的；以往判六个月以下徒刑的人是可以缴罚金的，因此就有很多人不怕，而相继地脱逃出去，以致职训总队就开会，向法院提抗议，以后就不许缴罚金了。我一共罚了一千多块钱。我一付清了罚金，就被送回管训队。 你终于回来啦！ 　　一九七七年五月，我被送回岩湾职训总队。那一天，有两个法警前来押我回去，也是替我上了两副手铐，不可能有机会脱逃。上了火车，我简直像被押送法场去枪毙一般地战兢。我脱逃在外一共八个月，管训队的人大多数还认识我，回去一定会被他们好好地磨练一顿的。我曾见过以前脱逃出来的人，被送回去之后，所受到的磨练，真是令人闻之色变，可是再怕也是要回去的。我没有意思要批评管训队，因管训队这么做并没有错。如果他们不这样的话，人人都要想办法脱逃出来；如果你怕受这种的苦，就不要脱逃。我是自讨苦吃，怪得了谁呢？我在火车上越想越胆颤心惊，后来又安慰自己说，船到桥头自然直，大丈夫敢做敢当。我又在想，我已成了好讼的刁民，精通法律，谅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。如果他们罚我罚得过分，我就准备一纸状子递到法院告他们。 　　下了火车，法警叫辆出租车，送我去岩湾，我心里还是很紧张，扑通扑通直跳。回职训总队之后，法警把我带到行政组，办理交接手续。 　　行政组有个黄少校一看见我就说：「怎么？吕代豪，你终于回来啦！」语气大为讽刺。 　　他又对旁边的人说：「这个人就是去年脱逃的那个家伙，我对他印象最深了。这家伙神通广大，追都追不到；还冒大队长的名义骗人，又把一个营务官整得好惨。」 　　我实在哭笑不得，不知说什么才好。 　　法警走了，行政组就打电话到新收队；过一会儿，一个队员来将我带去，编到第五队。队长叫唐志铭，以前也曾当过我的队长，所以认识我。 　　他看见了我也说：「吕代豪，你回来啦！你终于回来啦！我看你本事还是不行嘛！」 　　我闷声不响地站在那里，他立刻打电话到大队部，找大队长汪中。我一听「大队长」这三个字，全身都发麻，自己的良心也在责备我；过去大队长对我那么好，我怎么还有脸再见他？ 　　唐队长在电话上说：「报告大队长，过去脱逃的吕代豪已经回来了，请问大队长该怎么处理？」 　　由于大队长的回答我听不到，所以我更紧张了。 　　只听到唐队长在说：「三副，是，三副。」「三副」就是三副大脚镣。 　　这一点我懂，一副是十二公斤重，三副就是三十六公斤，这下子可惨了！ 　　我又听见唐队长说：「是，马上把他带过去。」 　　大队长要见我，哇！怎么办？ 　　唐队长放下电话就说：「卫兵！拿三副脚镣来。」我的腿立刻就被铐上了三副笨重的脚镣。 　　我回去的消息早就传遍了整个总队，很多人都跑来看我，有的是慰问，有的则说了些风凉话；我想既然回来，也只好认了，就装出一副不在乎的样子，故作微笑状，一直和人打招呼，其实心里苦得很。分队长带我到大队部去，因为脚镣太重，我就慢慢地拖着走。 　　到了大队部的大队长室，我喊一声：「报告！」 　　大队长说：「进来。」 　　我进去之后，向他行了个军礼，说：「大队长好。」 　　他好半天不说话，把头抬起来，定睛看着我说：「吕代豪，你回来了，你终于回来了！」顿了一下，他又说：「吕代豪，你想要再逃吗？你有本事跑，我看你能跑多久！」 　　我满脸通红，说不出一句话。 　　「你想想看，你这样做对吗？我对你这么好，你要什么，我都尽力来帮助你；现在你害了别人，也毁了自己。」他这番话，都是发自内心的。 　　我感到万分惭愧，就说：「报告大队长，我愿意接受处罚。」 　　他说：「这一切都是你自己找的，怨不了任何人。」 　　他叫分队长将我带出去，在这种情形下，我还能说什么呢？第二天早晨点名的时候，我们在操场上集合。 　　大队长叫我到升旗台上去，向队员们训话说：「各位队员，我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位新来的人，你们很多人都认识他，也有人不认识。这位队员姓吕，不是吕布的吕，而是汉朝的那个生活很放荡的吕太后的吕；名叫代豪，代不是国大代表的代，而是乌龟、玳瑁的玳去掉『王』字边；豪也不是英雄豪杰的豪，而是豪猪的豪去掉『犬』字边。」 　　他又接着说：「这个队员生性狡猾诡诈，他假冒大队长的名义，想把田嘉仁骗出来，结果六队的分队长精明，不上他的当；他就利用营务官，把田嘉仁骗出来了，害得许多官长记过。他脱逃的手法诡诈到极点，你们少跟他接近，他现在正在接受惩罚。」 　　自作自受 　　这次的惩罚，我吃了很大的苦头。是我自作自受，怨谁呢？ 　　每天早上八点钟开始，就在大太阳底下罚站；台东的太阳很大，晒得我焦头烂额，两、三天之后，全身都在脱皮。我已经有两个星期没洗澡了，身上奇臭难闻；我被解下来后，当天傍晚就去洗澡。那时我的脚肿得很大，奇痛无比；而且三副脚镣，行动不便，没有办法将身上的长裤脱下来。有一卫兵班长叫林振生，他本来和我并不认识，却主动过来帮我的忙，帮我把裤子脱下；我就洗了一次有生以来最痛快的澡。我用肥皂洗了很久，才把这一身肮脏清洗干净。唉！沦为盆鱼槛兽的日子，还有什么生活比这更痛苦的？和我一起站在太阳底下，脚上带着脚镣的一共有十几个人，也都是脱逃被捉回来的。我们只是站在太阳底下晒，也不必走动；一站就是八个小时，每五十分钟，可以休息十分钟。 　　这样站了两天之后，我觉得时间这么浪费掉，也怪可惜的；于是我想出一个办法，把口袋里的一本六万字的英文袖珍字典拿出来背，每背一个字便打一个钩。趁着休息十分钟的时候，可以坐下休息，我就背十个生字；等站立的时候，再把这十个生字不断地默背。因为在站的时候，不能拿字典出来看，被官长看见了又要处罚；每天站八小时，我就可以背八十个生字，日子就比较容易打发，也比较不会胡思乱想。 　　过了几天，我又觉得八十个生字太少，就趁休息时刻用原子笔在手上多写上二十几个字，就这样一面站、一面趁官长不注意时，偷偷地看看手上的单字背。到了下一次的休息时间，我便用口水擦掉原来的单字，再另写二十个上去。这样，一天就可以背上二、三百个生字了。别人被晒得头脑发胀时，我却在那里大背英文生字，背得很过瘾，起劲得很。我最大的享受，就是晚上洗澡的时间，和官长分发信件的时间。小玲仍然不断地来信给我。晚上有时候要上政治课，听官长们讲三民主义；有时看电视，我对电视节目不感兴趣，只看每天七点半钟的新闻报告，知道一些国内外的大事，其余时间，我就猛啃英、日文。 　　突然被借提 　　过了三个月，有一天，我突然被借提到台北去。心里蹦蹦跳，我怎么会被借提呢？借提一定是另外有案子，不然是不会被借提的。虽然我在脱逃的时候，也犯过些案子，但是没有一件被发现，怎么会被借提呢？ 　　我把行李收拾好，被两个法警押到高雄，再坐火车到台北，然后坐出租车到土城的台北看守所。这是一个新的看守所，原来是在北市爱国东路一号，后来迁到台北的近郊。到达土城，在新收房里过了一夜，我写信给小玲，要她立刻前来看我。 　　第二天，主管要给我分配舍房，因为我是管训队借提的，所以我被送到管训羁押的舍房里去，这地方在信二舍；主管又问了我一些话，问我是从哪里来的。我说我是从管训队借提来的，他又问我是什么案子，我说不知道，然后他就把我分配在第三房。 　　我拿着自己的棉被和衣服，进到那间房里，当我把门一打开，看到一个人，大大惊异－原来是张正国！我们紧紧地握着手，互相拥抱在一起。这个世界真小，老朋友又见面了。虽然我们过去曾有过误会，可是现在大家都在牢里，仍然是好朋友，有很多的话要聊。他问我是怎么被抓到的，我把经过情形大致说了一下。我也问他，他说是被人家密告出卖，被抓回来的。他又问我来这里的原因，我说不太清楚，出了庭我才会知道。当天小玲来看我，带来许多吃的东西。她对我那么关切，我心里实在受感动；这一份关怀，是我一生从没有领受过的。张正国和我在一起，我就觉得日子好过得多了。张正国能画一手好画、写一手好字，他的女朋友也时常来看他，给他送些图画纸来。我心里在想，如果将这些图画纸制成信封，画些图在信封上，岂不很美吗？我把这个意见提供给张正国，他认为很好，于是我们制成很多这样的信封。我开始向张正国学画，最初我画得很不好，可是我慢慢耐心地画，因为这里有水彩颜料和彩笔，我的画也日有进步。以后我写给小玲的信，每张信封上都有我所画的画。 　　过了一个星期，我突然出庭了，心里有些惶惶不安，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 　　在中央台前面，看见那边坐着两个人，又是我的朋友，一个是田嘉仁，另一个是纪秉忠。纪秉忠和我分开之后一直没消息，原来他也来这里了。田嘉仁呢？我们过去曾打过架，他说他要给我死，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地方。见了面，我过去问他们，他却含含糊糊地没有正面回答我；他们问我为什么来这里，我说我也莫名其妙。后来我们都被戴上手铐，坐拘留车，去法庭出庭。一路上我一直不住地想，我为什么会被借提呢？我们被带到地方法院第二十七法庭上。 扶陷攀诬 　　法官有四十多岁，他问了我的年龄和籍贯，和有没有前科累累，我都一一回答。 　　「吕代豪，你知不知道你为何被借提？」 　　「报告法官，我不知道。」 　　「你自己心里有数。你认不认识田嘉仁和纪秉忠？」 　　「认识。」 　　「你和他们有什么关系？」 　　「过去是在监狱里认识的。」 　　「×年×月×日你有没有和田嘉仁、纪秉忠一起犯过案子？」他把案情说给我听。 　　原来田嘉仁和我打架分开之后，没有办法谋生，就参加了一个犯罪集团，犯了一千多万元的重大刑案，有恐吓勒索和窃盗，后来被刑警大队逮捕。在询问案情制作笔录时，刑警问他有没有共犯，他想到这正是报复我的好机会，就一口咬定我，说我是他的共犯，和他一起犯罪。刑警大队就将这份笔录直接送到检察处，检察官也没有把我借提调查，就直接起诉送到刑事法庭。我才明白，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 　　我当时的愤怒实在无法形容，但是仍按下怒气，对法官说：「报告法官，我是冤枉的！我没有和他们一起犯罪，是他们故意咬我的。」 　　法官不相信地说：「那他为什么会故意咬你，而不咬别人呢？」 　　「是因为我过去和田嘉仁有仇，我曾打过他。」 　　法官回答说：「看你过去的资料，前科累累，而且你们又是一起从管训队里脱逃出来的，像你这样的人，不犯罪又靠什么维生？」 　　这样问过之后，我就被还押，送回看守所。我心里非常难过，又忿恨。但是田嘉仁不和我在一个舍房里，不然我真会把他杀死。然而我想，法官总不至于这么武断，就只根据一面之辞而定我的罪吧，我要再继续打官司。第二次又开庭，我仍然坚持自己是冤枉的。法官就把起诉书上的犯罪事实念一遍给我听，并把犯案的日期、地点也逐一念出。我说，他们诬陷我的案件中，其中有四条的日期，我已经被羁押在台东看守所审理脱逃罪了，难道台东看守所所长会把我放出来，坐飞机回台北犯罪吗？另外我举出许多不在场的人证与物证，证明我并未参与犯罪，可是法官不予采信。 　　过了一个月，我被判有期徒刑九年六个月，田嘉仁被判十年六个月，纪秉忠被判十年，邹鼎也被陷害在里面，判了两年，但因他还在东海大学就读，所以交保在外；另外小胖也被田嘉仁咬了一口，但是他没有被提到，并且屡传不到，所以尚未判刑。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，回到看守所，整整一个星期，我几乎茶饭不思，心里忿恨到了极点，整个人就像要炸开一样。 　　我想，九年六个月，加上管训一期五年，一共是十四年六个月。当时是一九七七年，我算一算，要到一九九一年才能够出来，那时候的我将近四十岁了，人生还有什么盼望呢？漫长的刑期教我怎么捱过去呢？于是脱逃的念头又在我心里油然滋生。另外，因为我被处重刑，情绪不好，房里那些囚犯尽量避免和我讲话，怕惹毛了我找气受。在看守所里脱逃，比在管训队还要困难，尤其像我有脱逃的前科，他们对我就特别防备，因此脱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。我的案子若上诉不成功，三审定谳之后，就要被送到绿岛去唱那痛苦的〈绿岛小夜曲〉了。但在去绿岛之前，他们会先送我到板桥，等新收训练完毕，立即项目送绿岛；因为绿岛距台湾有十八海里，是一个孤岛，而且戒备森严，根本就插翅难飞，脱逃是不太可能的事，要脱逃只有在板桥。 　　预备「打冲锋」 于是，我准备用「打冲锋」的办法，就是来硬的。但是这必须有足够的体力，我就每天花一个小时的时间运动，在舍房角落原地跑步五千下，练习跆拳，保持体力。在运动场上，我看见一个人叫林舜官，是福建厦门人，犯了重大的窃案，除了五年徒刑以外，又加上保安处分七年，加起来一共是十二年。每天运动时间一到，他就沿着篮球场，从头跑到尾，我想他可能也是想要脱逃，否则不可能如此训练体力。有人介绍我认识他，他外号叫「珠宝大盗」，是专门干重大窃案的。他曾偷过电影明星王羽的家，也偷过一些名人财阀的家。我每次都跟他一起跑，因为白天、晚上都运动，骨头会发酸，必须有人来替我按摩松软一下筋骨，但是谁肯替我按摩呢？按摩固然很舒服，但是替人按摩的人则要费很大的力气，出一身汗的。因此就只有找那些新收进来的被告或比较柔弱型的人，算他们倒霉。有个人叫小毛，我叫他每天临睡前替我按摩。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，我找出很多的理由开始上诉；虽然我一方面想脱逃，但是上诉仍是最好的办法。那时候我对国家的法律毫无信心，认为法律如同古代的衙门一样－有理无钱莫进来。于是我打算花钱去请律师，走后路。到了一九七七年，高等法院仍判我有期徒刑九年，只减了半年而已。我真是万念俱灰，心想惟一的一条路就是脱逃了。但是我绝不能让小玲知道，在信上也一字不提，免得她担心，变成我的困扰。 这些日子，她的信像雪片一般地飞来，我也写了将近二百封信。她简直就变成了我的私人宣教士，向我讲十字架的救恩，要我向上帝认罪、祷告；小玲的诚意，我万分感动。我也曾试试看，照她所说的读圣经、祷告，但是我始终觉得，宗教都是迷信，是一种心灵的寄托，是给那些乡下不识字的老太婆用的。像我这么一个受过教育的人，身体和头脑都很健全，何必去信这个？难道真的有效？真有上帝吗？上帝在哪里？让我看一看，我一定相信祂。祷告？闭上眼睛，自言自语的，说给谁听呢？我也翻过圣经，什么上帝用泥土来造人，完全是神话，和中国的《封神榜》一样。主耶稣的宝血可以洗我们的罪？祂是在将近两千年前死的，怎么能洗除我的罪呢？若真能洗我的罪，我也不会被判九年徒刑了。小玲相信这个，我却信不下去；我很怀疑，不相信这种空渺的宗教信仰能够改变我。小玲在一九七八年初寄来第一百五十九封信，信上是这么写的－ 　　代豪： 　　　　今晨再看一遍你的第一六二封信，真教我心底发愁。代豪，你真的渴慕成为神快乐的孩童，自由、公义、智慧的弓箭吗？那么，代豪，首先要做的事，是灭绝自己和世界！仅存一颗谦卑、渴慕并敬畏耶和华的心……。代豪，试想近三年前，我是个纯属圣灵的基督徒（许多基督徒皆认为我跟天堂只有咫尺那么近），而你却是个无恶不做（圣经上所数的罪名你几乎都犯上了），连世人都厌弃的大坏蛋，你以为神为何将我放置在你的手中？神可是不眷顾我了吗？神可是要丢弃我了吗？哦不！我永远有一颗爱神、敬畏神的心，神不会丢弃我的，我就是再蠢、再无知，神也不会丢弃我的。但，代豪，认识你以后，我却开始尝尽了人间各种的辛酸（天下还有什么辛酸会比生命受到大激荡来得多）。 代豪，你以为神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？噢！代豪，难道你不明白吗？神许久以前就立意要拣选你了，虽然你心刚硬顽昧，但神总不放弃，总借着你可能的软弱，彰显了祂自己，祂向你证明祂是创造宇宙的神，祂是具有智慧、慈爱、公义的神，难道你视若无睹？代豪，祂需要你就如同你需要祂一样。打从一开始，你惟一吸引我的一点，我想也就是神深深喜欢你的一点，就是你有一颗较常人专注、火热的孺慕之情……。 代豪，我常常担心我讲得太多会逾越了我的本分；但我更担心，你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偏离神的面。代豪，你虽然祷告，但你只为属世的事祷告，你不曾关切过神，对吗？代豪，你错了，你实在错了，让我狠下心肠告诉你，如果你不将所有属世的一切看为粪土的话，如果你不将神看为你生命中的第一位的话，我俩将是不同世界的仇敌；换句话说，从今起，你我若不「分别在基督里」成为神至爱的孩子的话，你我将永远不在基督外结合。 代豪，懂我的意思没有？（我这样一个小女子，岂敢在你的心目中，与神争夺地位呢？）（不要以为我这些话是开玩笑的，从你的每一封信中，在在都表现出，你能尽全心全力地爱我，却不一定能尽全心全力地爱神，不是吗？）代豪，看我今早讲话多么激动，但我讲的一切都不是开玩笑的。除非你更加倍地爱神、顺服神，否则，就算我不愿离开你，神也会把我从你身边挪去…… 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小玲　一九七八年三月十三日 洋洋洒洒五张信纸。她经常都是用五、六张信纸写来的；每写一封信，都要花两、三个小时以上。她在大学里读书，还要抽时间出来写信；我也常常回信给她，可是我的信是很世俗的，都是一些想念她的话，请她替我请律师打官司，及需要吃些什么菜等等。不过我每一张信封，都画了一个图案，画得很漂亮；但我心中仍然顽固不化，不能接受她所说的，也没有照她信上所指示我的去做。每天仍然在运动，准备找机会逃走。 我心里在盘算，我现在正上诉到最高法院去，如果这次又失败了，我就必须在没有被送到绿岛之前，想办法脱逃。可是我一个人力量不够「打冲锋」（即硬闯），一个人很可能会被哨兵开枪打死的。因为板桥职训第一总队防卫森严，卫兵持枪在门口站岗，四围都有铁栏杆和高墙，想要脱逃，几乎没有机会。被告在法院判完徒刑后送管训单位时，是一批一批送去的，送到之后，法警会把我们的手铐解开，把人正式交给管训单位，算是完成移交手续，然后我们就站在操场上等候分发到各队去。在手铐打开，尚未铐上脚镣之前，就要利用那一刻的时间，打冲锋到大门口。警卫通常只有两个到三个，大铁门是关的，旁边有一个小门是开着的；一定要十几个人一起跑，机会才大，警卫不可能开枪打所有的人。到时候我们一起发难，谁跑得快算谁幸运，跑不掉的算他倒霉，反正是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 于是我找几个刑期较久，想要脱逃的人，利用早上二十分钟在操场运动时，和他们商量。我找到十个人左右，都是十几年徒刑的重刑犯，可能会同一批被送去板桥。在操场上，只要一个人喊：「冲！」大家便一窝蜂往大门口冲出去。我每天都在训练腿力，体能很强，相信不会那么倒霉殿后的。只要一冲到门外马路上，叫一辆出租车就可以跑掉了；不必像以前在台东岩湾出来时，还要躲在山里面。因为职训第一总队位于板桥市四川路口，到处都是车辆、行人。 　 第六章 新人新心 难友之死 　　我的案子是以刑法第三百二十三条起诉判决，因此可以上诉到最高法院。于是，我开始上诉最高法院。在我隔壁二房里，有一个人叫林民雄，是新竹三光帮的老大，在黑社会里颇有点地位，势力强大，年纪只有三十多岁，在信二舍里当杂役，可以自由在看守所内走出走进。由于私交不错，我们常在一起聊天。我在房间里，他在走廊外的一个小洞口和我谈话，常常问我一些学识上的问题；他写信给他的太太，有些字不会写，也来请教我。有一天晚上，他来找我聊天，那天他只谈了十分钟，便感觉身体有点不舒服，就回房去睡觉，我向他说了声：「晚安！」 　　没有多久，杂役老鹰忽然来敲我的门说：「吕代豪，Akilo死了！」（林民雄的外号叫Akilo） 　　我说：「老鹰，你别开玩笑，什么玩笑都可以开，怎么可以开这个玩笑咒人家死呢？」 　　「我没有咒他，他真的死啦，呼吸已经停止了！我们现在已经打电话请医生来急救。」 　　我赶紧爬起来，请他开门，跑到隔壁房里去；林民雄果然平躺在那边，医生来替他做人工呼吸、打针，都没有用，他真的死了。我不住地打他的耳光，叫他起来，也挽回不了他的性命；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他被抬出去。 　　当天晚上，我睡不着觉，一直在想这件事。第二天早上起来，我站在窗边，心里在想，人生怎么会如此短促？生命怎么会如此脆弱？像林民雄这么强壮的人，一点病都没有，突然一下子感到不舒服，就去了！想到四个月前，他是大摇大摆走进来的，现在却躺着被人抬出去。我看见他的太太和儿子，都哭得那么凄惨。 　　突然间，我心灵开始感到一阵饥渴，想要抓住一个我可以依靠的东西。我不由想到自己的一生，由少年到青年，一直在犯罪漩涡里打转；我这好勇斗狠、英雄主义的个性，所换来的是什么？想到这里，心一阵阵辛酸。在这人生旅途中，我的生活不是逃亡，就是坐牢，难道永远这么下去吗？我难道真的要继续待在里面，十四年之后才重见天日吗？ 　　我想要脱逃，逃出去又怎样？不久还是要再回笼的。我难道要永远沈溺在犯罪的淤泥中，不能自拔吗？我没有力量，依靠自己没有一点办法，我一定要抓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！ 　　天上的信函 　　就在这时候，杂役丢进来一封信，是小玲寄来的，这是第二百五十封信了，我突然觉得很需要看。过去虽然喜欢小玲来信，可是一看到她传福音的那一段，就很头痛，便走马看花地晃过去。这一次恰好相反，我觉得信中每一个字，都好像是跳出来对我说话一样。过去我一直觉得，信仰只是一种心灵的寄托，是一个人在没有希望的时候，所幻想出来的力量。可是在这一封信里，她写道－ 　　代豪： 福音不是宗教，宗教是靠人的努力，希望走到神那里；这好比人造长梯，希望梯顶通天；这种努力虽然可嘉，到底只是徒劳。福音却好比天上放下了一个长梯，给人从下攀上。而且这梯是活的，人不费力气，只要踏在梯上，就会自动升上去，好像升降梯一样。希伯来书十章20节说：「借着祂（耶稣）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」耶稣又说：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」代豪，这两句话，说的只是一件事情，就是耶稣成了我们通天的活路。因此，成为一个基督徒就是打开心门，接受耶稣作自己生命的主，接受祂所赐的生命，与祂有交谈、有信赖的关系，常住在祂里面，直到成为新人。 因此，福音与世上的各宗教不同之处，不独在乎不同的思想系统，更在乎不同的敬拜对象。释迦牟尼从来不要人去敬拜他，他自己说自己是个真理的追求者；穆罕默德也明显地表示，他不过是个先知，回教徒都会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不是他们敬拜的对象。孔子更不是儒教人士所拜的，他只是他们所仰慕的教师；可是，耶稣基督不一样，祂自己宣称自己为上帝的儿子，是人类的救主，祂吩咐我们要信靠祂、敬拜祂。 看到这里，我彷佛窥见一线曙光，于是迫不及待继续看下去－ 　代豪，圣经上说：「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。」又说：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上帝的荣耀。 」人认为没有犯罪的行动，便没有罪；但神是看内心的，神看人内心骄傲、贪婪、情欲、愤怒、嫉妒都是罪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由于人人都有罪，所以按着生命，人人都要死，死后且有审判；但耶稣不仅是公义审判的上帝，祂更是怜悯、施慈爱的主。代豪，人的衣服脏了，需肥皂粉来洗净；人如果有罪，灵魂污秽了，需要用什么来洁净呢？一言以蔽之，就是用血来洗。因为「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」（希伯来书九章22节）。但动物的血不能洗人的罪，人的血也不能相互洗罪（因为人人都是罪人）。只有耶稣基督，祂是上帝的儿子，为了拯救世人，以无罪之身，降世为人，只有祂的血，有代赎的功效。祂临死前，在十字架上说：「成了！」就是说：血已流竭，生命将尽，代赎的工作已经完成。祂既替我们付清了罪的赎价，从此我们就不再被罪辖制了；因此，当你接受祂为救主时，祂的宝血，就是为你流的；祂的生命，就是为你舍的。 一百八十度转变 　　小玲讲完耶稣基督的救恩和祂的十字架，最后，她又举出启示录三章20节，说人往往把心门锁起来不肯接受主耶稣，主耶稣在外面叩门，人都不肯开门让祂进来，使得祂站在心门外面又失望又难过。她说只要我们肯接受祂，求祂赦免，祂就能拯救我们走向光明；这时候不比以往，我的心是完全敞开的。我突然领悟过来，我现在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接受耶稣，求祂赦免我的罪。 　　我立刻跪下来，向主祷告说：「主啊！我像浪子一般地回到面前。我过去犯了很多的罪，如今向祢认罪，求祢用宝血涂抹我一切的罪。我现在正式打开心门，接受祢做我生命的救主。啊，主啊！我现在被人陷害，判了十四年的徒刑，要到民国八十年才能出来。我很苦，不知道以后该怎样过日子。求祢带领我，走以后的路。」 　　从那天开始，我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，开始认真地读经、祷告了。每天早上读圣经，晚上就寝以前祷告。我每天祷告最长的时间，是在晚上就寝号吹过之后，因为白天大家在房里下棋、聊天，所以很吵，不能安静地读经、祷告。就寝号吹过后，主管规定每个人都必须躺着睡觉，惟有这时候，我才能安静下来。刚开始，我是读诗篇，认真地体会里面的话；然后就祷告，祈求上帝赦免我的罪，保守我前面的路。 　　张正国看见我开始认真地读经、祷告，也受了感动，就问我信耶稣的事；我知道得很少，但我把所知道的都告诉他，他就和我一起读经、祷告。我们读经方法是这样的，每天每人轮流读一篇诗篇，然后祷告；我们是根据诗篇上所说的，来向上帝祷告。过去我们都是坏蛋，坏得头顶生疮、脚底流脓，坏到不能再坏了，我们发现靠自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，想往好的地方去做，但偏偏就是做不出来。 　　因此，现在我们都在上帝面前迫切地悔改，祈求上帝的灵在我们里面动工。结果奇妙地，我开始不再那么崇尚暴力了。本来我被判重刑，心情不好，只要有人触犯我，我就会跟他过不去；现在彷佛圣灵会告诉我，说我不应该如此。以前在就寝之前，我喜欢在房间里猛烈运动，打跆拳，锻炼身体；运动完后，叫小毛替我按摩。信了耶稣之后，我开始感到心里不平安。有一天，我运动完之后，小毛照常过来替我按摩，我告诉他今天不要了；小毛吓了一跳，以为他有什么地方得罪了我。第二天他再来替我按摩时，我同样地对他说：「小毛，不要了。」 　　他就战战兢兢地问我：「代豪！我犯了什么错？你告诉我，我一定改过！」 　　我说：「没有什么，我现在对按摩不感兴趣，以后不必了。」其实并不是如此，只因为这对小毛是不公平的。 牢房中的祷告会 　　我的生命慢慢地在改变，非常奇妙，很难解释的。我们信二舍三房并不大，长六公尺，宽四公尺，每边睡六个人，一共十二个人。我是房长，张正国睡在我旁边；再旁边有一个人叫许光灿，一个叫陈金源，一个叫连再德。他们三个人看我们天天读经、祷告，有点受感动。因为他们心灵上很空虚，捉摸不到人生的方向，也不知人生的意义是什么。许光灿就自动要求加入我们，我们当然欢迎之至，不久连再德也参加了；于是我们的读经祷告班就增加到四个人，可是只有两本圣经。 　　我们房间里没有桌子，写东西都要伏在地板上写，我们就向福利社要了四、五个肥皂箱，里面可以放书，上面再垫一片三夹板，就可以用来下棋和写字。每天晚上，就寝号一吹，我们就把圣经放在箱子上，一同读经；大家轮流读诗篇，读完之后一起祷告。他们也不知怎么祷告，我就对他们说，祷告就是向上帝说话；只要将自己的心意向上帝说明，上帝是不介意我们会不会祷告的。每晚我们都感到很快乐，盼望这段时间快一点来到。不久陈金源和王模棠也加入，读经、祷告班增到六个人。 　　那时候刚好有牧师来监狱布道，我们向他要了基甸会送的五本圣经。现在我们六个人，一共有七本圣经了，大家都万分高兴。按照舍房的规定，就寝号一吹，每个人都必须放下手上的东西，躺下来睡觉；如果查房的主管看见你不睡，就会把你拖出去，给你一点颜色看。但很奇妙的是，主管并没有干涉我们，可能我们的读经祷告，并没有影响其它房间的安宁；而且自从我们读经、祷告后，房里打架的事就少了，给主管减少了许多麻烦。 喜讯不断 　　接着有几件奇妙的事情，发生在我们这个小小的读经、祷告班里。连再德，他是个出租车司机，犯的是妨害家庭罪，地院判他五年，后来上诉高等法院。在高院宣判的前一天晚上，我们迫切地为他祷告，求上帝为他开路，他也把自己完全交给主。 　　第二天宣判过后，他由法院被送回来时，满面红光地说：「代豪，感谢主！我改判三年！」 　　当天晚上，我们热切地为他感谢主，因为上帝听了我们的祷告。没有失去过自由的人不知道自由的可贵，在里面坐牢，不要说减了两年，甚至连两天都很宝贵，所谓「度日如年」，坐牢的人特别能感受到。 　　另外，陈金源，原来是判七年八个月徒刑，他上诉高等法院。宣判的时候，我们也为他迫切祷告；结果他改判八个月，减了七年。我们真是欣喜若狂，不住地开口赞美主。 　　好消息还不只这些呢！不到一个星期，许光灿，原来是判十四年，结果高等法院改判七年，减了一半。这给我们非常大的激励，六个人祷告、读经，有三个人减刑，减了一大部分！ 　　不到半年，我们全房十二个人全都在一起读经和祷告了。本来我们都不认识耶稣的，可是圣灵一动工，我们个个心都软化下来。这段日子里，我们中间有些人刑期满了，被释放出去；也有些人被宣判之后，送去监狱里执行的，但彼此之间都常有联络。 　　连再德被送到龟山监狱后，也把福音传给同房的难友。有些被送到外岛去的，虽然管训队不能公开传道，但他们也尽量把福音传给周围的人，并和他们在一起祷告、读经。我们房里有新收的被告，看见我们读经、祷告，也都来参加，他们生命就有了奇妙的改变。圣灵继续动工，除了我们的生命被改变之外，有好几位弟兄的刑期也相继获得减刑，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的官司还没有消息。但是我相信，我所倚靠的上帝，祂一定会给我出人意外的平安。 　　一九七八年三月，有一天，杂役突然丢了一张明信片进到房里。我一看，是最高法院寄来的，后面有几个字：「吕代豪案件，原判决撤销，发回台湾高等法院重新审理。」 　　我马上就跪在地上感谢赞美主。我的案子居然发回更审，证明我的官司还有希望；若我的案子被最高法院驳回，就没希望了。因为最高法院乃是三审的最后一审，不能再往上打了；如果被驳回，我就只有到绿岛去唱小夜曲了。因此我内心的喜乐，是无法形容的。自从我信了主之后，心里一直很喜乐，不再像以前那样，一天到晚想着脱逃的事。我除了早晚读经、祷告之外，白天就看书，又学习法文和日文，并且还练习写作，向各报纸副刊投稿，《中央日报》和《联合报》的副刊，都也曾注销我的文章。其它时间我就继续画信封的图案，并写信给小玲。小玲知道我已经信主，并重生得救后，非常高兴，时常寄各种属灵的书刊给我。 　　有一天，杂役又丢来一封信，是在晚上丢进来的；本来发信是在白天，很少晚上会有信来。信上没有地址，只有「吕代豪收」；我打开来看，写信的人名叫丁毓容，我并不认识他。信上说：「吕代豪你好：你接到我的信，一定很惊讶，我就住在你对面的十六房里……」 　　他大致是说，他是专门负责检查信件的，而我们的信寄出去，都必须经过很多关卡。每天晚上，杂役高声叫着：「收信了！收信了！」我们就把要寄出的信放在洞口，杂役就来搜集所有的信件。 　　先由十六房的房长来检查信件，看看有无问题，然后第二天交给主管，主管再检查一次，然后交到收信室去做第三次检查。最后再由所长看过，没有问题了，才寄出去。 　　因为丁毓容受过高中教育，文笔还不错，主管就把检查信件的事情让他来办。他每天都看到我的信，而且每封信的信封上，都画着美丽的图画，内容有三、四张纸，大都讲说耶稣基督的恩典以及在我身上的工作；他看了深受感动，一直希望能认识我这个人，于是来信自我介绍，愿意和我做朋友。我心里想，这个人一副很诚恳的样子，回了他一张条子，我们就时常这么联络起来。后来我干脆在小洞口和他聊天喊话，以后我们便成了知己好友。 勤写理由状 　　有一天，我接到高院送来的传票；六月十五日要出庭，我有点害怕。因为过去那一连串的失败，心情难免有些恐慌；但是我把这件事，借着祷告交托给主，心里立即得着平安。我才发现信主和不信主，就有这点的分别。不信主时是靠自己，信了主之后，就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上帝了，所以没什么好恐惧的。 　　那时候，我经常三更半夜爬起来撰写上诉理由状；因为必须有足够的理由来证明我没有参与犯罪。有时候辗转难眠，就拿出状纸来写些理由；同时我把《中央日报》、《联合报》上所刊登的文章剪下来，贴在理由状的后面。我的文章有的时候用吕代豪的名字，有的时候用「代亭」，有时也用笔名，如「雄飞」、「吕品」等等。因为常常用一个名字，文章被采用的机会比较少。 　　我每份理由状往往都是五、六张状纸，一份一份地往法院寄去；我举出好多理由，来证明田嘉仁和纪秉忠犯罪的时间，我并不在场。我又举出好几个人，可以替我作证，证明我并未参与犯罪。 　　出庭的前两天，我一直在祷告，求上帝教我找出合适的话来，房里的弟兄也帮我想怎么回答法官所问的话。到了六月十五日，我们同案三个人一起出庭，法官是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家，名叫林秉仁，声音不大，福州口音很重，但大致还能听懂。他问我为什么要上诉，我说我是冤枉的。 　　他又问了一些案情问题，我都一一回答，最后法官又问我：「你写那么多的理由状，又把一些报上你写的文章贴在后面，这些内容都与案情无关，为什么要附上？」 　　「报告法官，我是为了证明我已有悔改的意思。虽然我有前科，犯过罪，可是这一次我确实是冤枉，是他们害我的。虽然我过去是个坏孩子，为了证明现在已悔改，才写文章登在报纸上，好让现在社会上迷途的青年们拿我当一面镜子，以此针砭，警惕自己。」 　　法官又问：「那你为什么要附在理由状上呢？」 　　「这只是证明我在看守所那段时间，每天读书、写文章，并没有把时间浪费掉，求法官查明我的无辜，还我原有的清白。」 　　法官问了我差不多一、两个小时，就宣布被告还押，以后改期再审。 　 与小胖重逢 　　「代豪！小胖被逮捕了，送到看守所来啦！」 　　有一天张正国跑来告诉我，吓了我一大跳。当初田嘉仁和纪秉忠咬他时，他一直逃亡在外，现在他也落网了。 　　「在哪里？」 　　「爱二舍。」他说。 　　我就想办法溜到爱二舍去。我和小胖没见面已经很久了，过去曾在一起混过，感情一直不错；我问他是怎么被逮捕的，他说那时候法院传他，他因有前科不敢到案，以致被法院通缉。后来有一次，他在新店，酒后跟人发生冲突，被送入警察局，查出来他是个通缉犯，才来到这里的。 　　我把福音传给他，他对我信耶稣感到很惊讶。我很诚恳地对他说：「小胖，我的案子和你一样，被判了九年，你也是前科累累，一定不会比我好到哪里去，至少也是九年到十年。后面那么漫长的刑期，你怎么度过？靠人是解决不了问题的，我们一起来信靠耶稣吧！」 　　我对真理明白的不多，只能把我所知道的告诉他。小胖刚刚进来，心里也很空虚，就和我一同跪下来祷告。他对主说，主若救他出去，他一定改过自新，再也不做坏事了。他要回到他父亲的西装店里，帮助父亲做生意，并且会按时去教会。以后我便时常去爱二舍看他，拿圣经给他，和他一起读圣经。 　　爱二舍和信二舍刚好隔邻，并且我们的舍房都在二楼，他从那里喊话，我也可以听见；有一天我听见他在喊话：「代豪！代豪！」 　　我立刻爬到窗上与他遥遥呼应。我问他什么事。 　　他说：「我今天要出庭啦，请为我祷告！」 　　「你自己也要祷告！」我说。 　　一会儿他出庭去了，我和房里的弟兄们聚集为他祷告。通常我们都是早上出庭，中午有一批被告会回来。中午吃饭的时候，我在窗口叫他，他房里的人说，他还没有回来。我感到很奇怪，为什么这个案子会开庭那么久呢？晚上法院的拘留车也回来了，我又到窗口叫他，他房里的人说，他没有回来，交保出去了。我一想，他可以交保，案子一定是没有问题，就感谢赞美主。 　　第三天，小胖前来看我，带来很多吃的东西。我们中间隔了层玻璃，用电话交谈。他说：「我已经交保了，法官说下星期宣判。」 　　「那你有没有祷告呢？」我问他。 　　「有，我迫切地祷告，上帝听了我的祷告。」 　　最后我说：「你已经答应了上帝，将来回到你爸爸西装店去帮忙，星期天去礼拜堂，可不要食言啊！否则上帝会把你的祝福挪开的。」 　　「放心，我知道上帝的恩典，一定去教会，好好做人，再也不胡来了。」 　　「有时间常常写信给我。」 到了宣判之后第二天，他又来看我，说他已宣判无罪。感谢赞美主，我们都得着很大的激励。 爱国捐款运动 　　那些日子，我每天看报，注意国内外大事。 　　报纸上登载美国卡特总统访问中国大陆，很可能会与中共建交。果然那天，卡特政府就宣布与中共建交，我国立刻宣布与美国断交。 　　国内的舆论非常激烈，美国大使馆被包围，有人投石子和鸡蛋。有一位时常与我通信并鼓励我的女作家张晓风；报纸上说，她穿着一套黑色的长袍，上面写着一行英文字：「American spirit died. Let's weeping for her!」另一面是中文：「美国精神已死，让我们为她哭泣！」在大使馆门口抗议，发出正义的怒吼。整个台湾，笼罩在一层悲愤的气氛里。 　　我和张正国发起一个「中美断交，爱国捐款运动」，立刻打报告呈上去，希望看守所能够支持。我捐出我所有的稿费四千元，张正国也捐了三千元；看守所的所长召见我，很赞赏我们的行动，我们马上就募到了几十万元。看守所三千多个被告热烈响应，每人都慷慨解囊，捐献的数目很大，看守所便发了一张奖状给我和张正国，说我们的爱国精神可嘉，我们还和所长一起照相留念。另外有一个被告叫马惜，是香港一家报社的老板，相当有地位，也很有钱，但不知在香港犯了什么案，偷渡来台湾，被警察逮捕，送来看守所，现在正在打官司；他也乐捐了一百万元，这消息马上轰动了整个看守所，结果看守所立刻召开紧急会议。因为他的身分不同，容易引起误会，所以最后就婉拒了他的好意。他当时很不高兴，所方就派人去向他解释，这是一段小插曲。 　　那时候，全国民众纷纷写信寄去美国，抗议美国政府和卡特背信。我也用英文写了六大张信纸，题目是〈谏卡特背信书〉，洋洋洒洒三千余言；因着这一封长信，所长又嘉奖了我一次。我就把这些奖状，全都附在理由状上，寄给法官，表示我爱国心不落人后，也藉此希望他在审理时采取更慎重的态度，明察秋毫，以便详察恶友的挟嫌诬攀，还我应有的清白。 公义的神 　　有一天我正在看书的时候，张正国来对我说：「代豪，王道兴来了。」 　　他是由台中借提来的，这个人是过去王哥介绍我认识的三环帮老大，三环是在台北势力相当强大的帮派。他因为违反药物法被捕，在台中羁押，又因支票案，被借提到这里来。我马上请求主管，说他是我的朋友，请调他到三房来。主管一口答应，就把王道兴调来。 　　王道兴那年才三十七、八岁，我们见了面都很高兴；他在黑社会的势力很大，在管训队也曾先后进出过三次。他看我们房里弟兄天天读经、祷告，觉得有点怪怪的，但是不反对，也不参加。信仰是个人的自由，我也不好勉强他，我只有祷告，求上帝感动他的心。过了不到两个星期，有一个人叫王大伟，也进来了。他是台湾势力最大、最久的一个帮派－四海帮的「首恶分子」。所谓「首恶分子」，这是法律术语，其实就是老大。他一直在黑社会里搞赌场，请一些电影圈里比较出名的演员，替他找凯子来赌钱，往往一个晚上就有几百万的输赢。后来因为出了事，与某位高级警官关系弄僵了，被抓进来。 　　他住在信二舍十四房，王道兴和他的交情很深，所以请求调到十四房跟他住一起，并且介绍我和他认识。我也久闻其名，很想认识他，认识他的目的，是想向他传福音。可是一谈到信仰问题，他就采取不置可否的态度，我也不好意思给他太大的压力（后来出狱后，我仍然和他们两个人保持很好的联系）。 　　一九七八年九月间，有一天我突然在报纸上看到一则骇人的标题：「月黑风高作案去，千金花尽还复来」、「珠宝大盗徐凯、陈武雄、钮苗勇（就是小胖）等被捕」。报上记载这几个人犯下三千多万的重大窃案，并形容这些人在作案后，将赃款全花在舞厅、酒家等风月场所，俨然以富家阔少身分出现，一掷千金，毫不吝啬。报纸上又说，小胖被捕时，曾拿十万现金贿赂刑警放他一马，被拒绝后恼羞成怒，扬言一年之后必能重现江湖。由于他口出狂言，报上又用几个字作标题－「大盗口出狂言，治安亮起红灯」。 　　我看到这个消息，几乎不敢置信，小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？小胖在三个月前才交保出去，被判无罪，他明明对我说过要洗心革面、上教会作礼拜，且要帮助父亲照顾生意。想不到短短几个月之内，他竟然把持不住自己，而且居然改行行窃，犯了那么大的案子！我又跑去看他，这次他羁押在仁二舍。我说：「小胖，你要悔改认罪啊！」 　　他对我苦笑说：「代豪，我是这么大的一个罪人，不配再向上帝祷告了！正如你所说的，我没有遵守过去向祂所许的诺言，所以上帝把祝福挪开，这全是我自作自受。因此我实在不配再向神祷告了。」 　　我只有安慰他，叫他再继续祷告，因为神是慈爱的神。我回到房里的时候，心里有说不出来的感叹。上帝是信实的，我们向祂所许的愿，一定要遵守；否则我们将会失去祂赐给们的大福，因为上帝也是公义的。 痛殴管理员 　　一九七八年九月，有一天小玲来看我，我很高兴，穿好衣服就出去；面会完之后，回到中央台，坐在椅子上等候，看见一个「戴帽子」（即监所管理员）很年轻，大概只有二十五岁左右，一副凶相。我们排队排得好好的，他却在一边大声吼叫，好像深怕人不知道他是「一毛一」的管理员。我心里想，这个人似乎没有什么经验，可能是刚来的，以他这副德性，总有一天会被人修理；他名叫林昆三，据说以前曾当过宪兵，在总统府官邸当过侍卫，身体很壮，听说还是空手道两段的高手。 　　九月间，我又认识一个朋友，叫冯新镇，外号叫宝贝，过去曾在绿岛管训过，现在再度因案系狱，他为人不错，我设法把他调到我们三房来。有一天他告诉我，他过去是海军，在军舰上待过五年，手艺不错，什么东西看不到几次，就会自己做了。他会用肥皂盒、牙膏盒、纸板制造军舰的模型，做得很好。我请他替我做一个大型的美国飞弹巡洋舰，这是我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张照片－美国第七舰队旗舰「俄克拉荷马号」行驶在太平洋上的雄姿。我们一同搜集了材料，就开始动工。 　　他负责设计，我在旁边协助制作；经过两个星期的合作，军舰模型终于完成了。一房有一名被告，看见了这个军舰模型，愿意出五千块钱向我们购买，当然我没有接受，因为我要把这艘军舰送给小玲。但是，在看守所里送东西出去并不容易。我就动脑筋，打报告给所长，说我想送这个给未婚妻，作为她生日礼物，洋洋三大张，诉说我们之间的感情以及她对我的期望。真幸运，所长居然答应了，我就去信给小玲，要她十月十三日来。我要送她一个最好的礼物，十三日那天，我正在跟人聊天的时候，杂役来了。 　　「七七六面会！」（我的编号是七七六）我马上起来，穿上衣服（因为天气炎热，我们在舍房里通常身上只穿内衣裤的）。宝贝就把那巡洋舰模型放在我的手上，上面还有一张报告单，因为没有报告单，东西是拿不出去的；而且还要经过检查，才能够到达小玲的手里。我便捧着出去，在前往会客室的路上，沿途都有人过来看说：「做得真是太好了！」 　　后面那个带面会的管理员就来干涉说：「看什么？看什么？有什么好看的！」吓得那些被告纷纷跑开。 　　我回头一看，又是那个林昆三。我心中很不舒服，但是因为马上就要和小玲见面，心中快乐得很，所以也不在意。等了十五分钟左右，我们便通过了地下道，进入面会室。 　　我把军舰模型交给面会室主管，连同批准的报告单，请他拿去给十六号窗口的陈筱玲小姐，然后坐在十六号的窗口等候面会。不久，对面的门开了，那天除了小玲以外，还有我的弟弟子英也一起来，他已经升入空军官校。我叫子英快去取那个军舰模型，他拿到之后，两个人都叹为观止。小玲说，她回去之后，要拿玻璃框子罩起来，永远保存。 　　我们谈得很高兴，但是面会的时间只有十分钟。有人说，看守所的钟是全世界走得最快的，比舞厅的钟还快，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，如同十秒钟一样。小玲炒了两样我最喜欢吃的菜∣青椒炒牛肉和萝卜干炒肉丝。时间到了，电话便被切断，我还在比手划脚的，管理员过来赶我们走，但是我因为太兴奋了，没有马上离开。林昆三来到我的面前，推了我两下说：「走啦！走啦！」 　　他的态度相当不好，我有点受不了；尤其是当着我女朋友的面，使我的自尊心受到损害。 　　我忍耐地对他说：「主管，不要这样子嘛，好好地说不可以吗？」 　　「我这样子又怎么样！」他粗声地说。 　　我再也忍受不了，以致忘记我是个基督徒，老毛病再度发作。于是，把那两包食物往地下一放，狠狠一拳打在他鼻子上，他被打倒在地，鲜血飞溅。我还不甘心，跳过去骑在他身上，拳头像雨点一般落在他脸上，又把他抓起来，摔在地上再打。另外一个主管看到了，马上吹哨子、按警铃。 　　子英和小玲走到门口，回过头来看见我在打人，赶紧过来在窗子外面叫：「不要打！不要打！」 　　我那时候已经失去了理智，打完了，看他满脸是血，才开始害怕起来。糟了，这下祸可闯大了！殴打主管，在看守所是大忌，等一下可惨了。不到两分钟，就来了二、三十个狱警。我马上安静地向主祷告：「主啊！求帮助我，我又犯罪了！」 关入牢中之牢 　　我装作镇定的样子。因为打了人，又怕接受处罚，会被人看不起。林昆三立刻被送到医务所急救。 　　有几个狱警一见了我就说：「吕代豪，怎么会是你呢？你打了主管吗？」我只有苦笑，手上拿着两包食物，就跟他们走，心里一直不住地祷告。过了地下道，到了中央台前面，有一大堆人围拢来看，因为打主管是监所最严重、最忌讳的大事，甚至比脱逃的处罚还严重。主任叫人替我铐上脚镣，我想大丈夫敢做敢当，就一句话也不说。 　　主任说：「你真凶悍，居然打起主管来了！」 　　我便蹲在那边，不知接下来会怎样，我知道会很严重。这时候，张正国慌慌张张由楼上赶下来。 　　「怎么啦！」他问我 　　「扁了螺圈了。」（扁了就是揍了，螺圈就是官长的意思） 　　「你扁的是谁？」 　　「林昆三！」 　　「代豪，你怎么这么冲动呢？」 　　张正国在看守所里很红，每一个主管都认识他。这时候，林昆三由医务所里出来，脸上包着纱布，看见我马上说要告我妨害公务和杀人未遂。 　　他看我已经上了脚镣，就随手抓一把椅子想要砸我，被一个高他两级的主任看到了，就大声制止他：「你干什么？」 　　他只好放下椅子，那时我也跳起来用手挡住，一面瞪着他说：「你想怎么样？」 　　他就回过头，对那几十个法警说：「你们看看，他打了人还问我想怎么样！」又对我说：「我要告你！」 　　「你去告吧，我已经判了十几年了，还怕多这几年？要告你去告。」 　　张正国在旁边劝我：「少说几句吧！」 　　主任就骂我：「打了人还不知道忏悔！」 　　我便低下头，不再讲话，不想给别人一个坏印象。因为我和许多狱警都相处得很好，而且主管都和我处得不错，他们都知道我做墙报、在报纸上写文章，以及发动爱国捐款等事。 　　我的处罚是抽鞭子四十下，左手心十下，右手心十下，左脚板十下，右脚板十下；用的是马达鞭，抽起来痛彻心肺。由林昆三来执行，当然，他抽得比什么人都重，痛得我咬牙切齿，但为了撑面子，打完了还故意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。之后还要写悔过书。我手痛，无法执笔，张正国便替我写了三张悔过书，我盖上手印，马上被送到犯则房。犯则房在忠三舍，这个地方乃牢中之牢，又小又闷；我进到里面，主管就把门关上。里面还有一个人，我就和他聊起来。他说他也是信二舍的，姓谢，常常听到我的名字，因和同房被告打架被送犯则房，比我早来一个礼拜。他看见我的手、脚都肿得好厚，就向杂役要了些开水，倒在洗脸盆里，替我敷着，不然很容易有内伤；手脚浸水里面，虽痛，却挺舒服的，感觉好过多了。 道歉了事 　　我在忠三舍里待了两个星期，本来规定犯则期间是不准送东西来的，可是因为伙食太差，张正国就托人送好吃的饭菜给我。我每天在养伤，小玲也曾来看我，但因为在犯规期间，不能接见。在那段时间，我跪在地上忏悔，求上帝赦免我的罪。由于我正在上诉期间，看守所很可能会把我打主管的事呈报法庭，果真如此，对我的案情就很不利。而且林昆三还要告我，将要多判两、三年。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我每天不住地向上帝祷告，求祂赦免我的罪。 　　有一个杂役，叫沙建华，五十多岁，上校退役。他很照顾我，每次张正国送食物，都是由他拿来给我。我和他谈话时，想顺便向他传福音，没想到他也是个基督徒，已经信主三十多年了，上帝在他身上有丰盛的恩典。我很高兴，属灵的事情，他知道得比我更多，我就向他请教。他是因一时不慎伪造文书，而被送进来；进来以后，每天悔改认罪，并且积极地传福音。自从知道我们都是主内弟兄之后，他每天来到洞口，跟我一起祷告，分享属灵的事情。我在犯规期间，上帝还差派了一位基督徒来照顾我，供应我属灵的粮食，为此，我特别向神献上感谢。 　　我在忠三舍一共待了两个星期，本来日子是很难度过的，但是有好朋友经常为我送菜，再加上每天读经、交通、祷告，也就不感寂寞了，只是脚上铐着脚镣很不舒服。 　　两周后，我就准备重新分发舍房。张正国和一些好朋友想法子要我回到信二舍，因为那边的人我都认识，日子也比较好过些。但是我必须先被考核一个月，所方就调我去爱三舍，要看看我表现得怎么样；如果表现得好，才送我回信二舍。 　　我在爱三舍里，仍然铐着脚镣。这段时间，我表现得很好，时常打报告给上级，表明我已经悔过了。林昆三本来下定决心要告我，但是那时王哥也进来了，他和林昆三的交情不错，王哥知道这件事，就出面调解。林昆三受到各方面人情的影响，就不告我了。我还是向他道歉，请求他原谅；其实我向他道歉也是应该的，因为是我打了他，其过在我，我实在太冲动了。 　　六年以后，有一天我应邀去土城看守所布道，赫然听见林昆三主管因案被押，也沦为被告。我知道后心里感触很大，也为他祷告，盼望他能早日认识耶稣，得到崭新、喜乐的生命。 起意报佳音 　　我在爱三舍住了一个月，因为表现不错，脚镣被解开，就被调回信二舍。我一回来，大家看到我，都很欢迎。 　　「代豪，你总算回来了！」 　　我本来想回三房去，但三房上周刚新收了三名被告，正人满为患，而且张正国迁到了四房，我想跟他在一起，就到四房去。四房里也是十二个人，他们都把我当英雄看待，我和房内的难友们都相处得很不错。其中一位叫纪声宝，犯的是诈欺罪，虚设行号，倒了厂商三、四千万元，被判九年徒刑；本来诈欺罪最多是六年，但法官认为他有恶性诈欺意图，因此又加上三年的矫正处分，一共是九年。另外是朱念启、章振成、卢上忠，都比较年轻些。我仍然继续每天读经、祷告，由于纪声宝小时候也去过教会，上过主日学，高中时代也参加过团契，就和我们一起读经、祷告。 　　我想起自己实在没有见证，主管不过是对我凶了点，我就沈不住气，还把他打伤。我这种暴戾个性什么时候才会根除呢？火气一冒上来，我就压制不住。于是我向主认罪，把自己完全交给祂，求祂用灵火焚烧我内心的渣滓，掌管我的生命。圣灵就很奇妙地动工，不到一个月，四房里十二位难友，都和我一起读经、祷告了。 　　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底，有一天我正在读圣经时，主让我看到一节经文：「天上、地下的权柄都交给我了，所以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」主耶稣讲得很清楚，凡属于祂的儿女，都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。这经节使我受震撼。 　　另外又看到一节经文：「你们要往普天下去，传福音给万民听。」这两节经文说明，基督徒自己得救了，也要让别人来享受主的恩典、做主的门徒。那天晚上，我思想：我已蒙恩得救了，神给我那么多的恩典；虽然我的官司尚无结果，但是有平安在我心；且因为耶稣在我心掌权后，我就不再自暴自弃，也不再崇尚暴力，所以我有很深的负担要传福音给别人。我一直认为有两个地方的人特别需要福音，一个是医院里的病人，他们挣扎在生死边缘上，所以特别需要福音；另外一个地方就是监狱，这里面的人生活非常空虚、寂寞、孤单、痛苦，不知道人生的意义是什么，总是在铁窗里外进出，在犯罪漩涡里打转，这种人更需要福音。 　　我想，上帝既然给了我这么丰盛的恩典，我就应当将这浩瀚的恩典分享出去。据统计，台北看守所里有三千多个在押的被告，是全台湾人数最多的看守所；如果能在圣诞夜向他们报佳音，是多么美好的事啊！这里有十几个工厂，那么多的舍房，若能一一去报佳音，传扬耶稣的救恩，那该有多好！但是报佳音要会唱诗才行，我又不会唱诗歌，怎么报佳音呢？感谢主，小玲刚好给我寄来两本《校园诗歌》，里面的歌词都很美。但我不会看歌谱，因为都是豆芽菜型的五线谱；我正在为难之际，翻到诗歌本后面几页，发觉有简谱记号，套到前面诗歌里，就容易看了。过去我在陆军官校和管训队里，经常唱军歌，所以看简谱没有问题。 　　我开始找一些适合报佳音的诗歌，找到了四首∣〈耶稣恩友〉、〈这世界非我家〉、〈救主降生〉、〈奇异恩典〉；这四首的歌词都很美，调子也不错。可是不能只有我一个人唱，这里的人，年龄多半在四、五十岁左右，小学程度的居多，有的甚至连国语都讲不清楚，很难找能唱诗的人。后来我把纪声宝、朱念启、章振成、卢上忠，这四个年纪较经，也受过教育的选出来。从此，我们每天练唱一个小时，每天练一首诗歌。 　　有一天，小玲来看我，说父亲希望我能把烟戒掉；当时我非常为难，因为戒烟对我来说，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。抽烟可说是我惟一的娱乐和消遣，没有它不行；虽然香烟很贵，每包长寿烟在里面要五、六百元左右，不过我们总有办法弄到烟。我的烟瘾又特别大，晚上写状纸或投稿的时候，缺乏灵感，心里烦闷，一烟在手，可真是灵思泉涌。其实我不是不想戒，而是戒不掉。 　　我也知道一个信主的人吸烟，没有见证，虽然圣经上并没有明文规定不可吸烟，但这总是上帝所不喜悦的。我想了很久，就向主祷告：「主啊！若救我脱离罪恶的捆绑，让我官司改判无罪，我就马上戒烟。并且我要一生奉献给祢，在世界各地传福音做见证，领人归主。」 看守所不是你家！ 　　十二月上旬，有一天杂役来敲门：「七七六，传票。」 　　我高兴极了，因为已有半年没有出过庭，心里很惶恐，而且时间拖得越久，对我越不利。出庭的日期是十二月十九日，我好兴奋！但是，当我看到传票上盖的是审判长的印章时，霎时脸色骤变，心里难过极了。因为传票上盖的是审判长的章，就表示那一庭是终结庭，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，终结庭完，七天之内就要宣判。终结庭对我是很不利的，因为我是以冤枉的理由上诉，如果法官相信，应该会花时间去调查我所提出的人证和物证；可是六月那一庭，法官并没有调证，现在这一庭如要终结，哪里会有希望呢？ 　　晚上我在神面前流泪祷告。圣灵感动我，要我完全交托给上帝，我心里霎时就平静下来，继续准备报佳音的资料，每天勤练诗歌。后来我们都唱熟了，便开始动脑筋，希望能在圣诞夜到北所各工厂舍房传福音。由于我们都是重刑犯，除了每天二十分钟出去运动以外，还有什么机会出去报佳音呢？如果想要报佳音，必须得到所长的批准才可以。 　　我想了很久，只有先打报告上去试试看。我这张报告足足写了四张十行纸，内容大致是说我信了耶稣，生命、性格有了改变，希望别人也能像我一样有所改变。希望所长开恩，特准我们有三个小时去各舍房唱诗。我写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就请杂役送出去。 　　过了一天，杂役便来敲门，「七七六号，所长召见。」我兴奋得不得了，所长召见，一定是有希望了。房里的弟兄也都很高兴。 　　到了所长的办公室，他叫我坐下，就说：「你写来的申请状我已看过了，很令人感动。但是，吕代豪，你可要弄清楚现在是在什么地方。你是在看守所打官司，你的身分是被告，看守所不是你家，你不能想要怎样就怎样。你是信耶稣的，但不能因为你是个基督徒就能在监狱报佳音。如果其它的被告有回教徒、佛教徒，都要来这么一个活动，你教我怎么办？我这所长还要不要干？你不要再胡思乱想，还是多动动脑筋，把时间花在你的官司上要紧，回去吧。」 　　彷佛一盆冰水当面浇下，使我乘兴而往，败兴而归。回到舍房以后，弟兄们看到我铁青的面色，不必问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。当天晚上，我跪在上帝面前祷告：「主啊！我想在圣诞节晚上报佳音，所长不答应，因为他不认识祢。但是他也是祢所造的，都在祢计划之中，为什么他会不答应呢？」 　　早上我在晨更的时候，又为这件事迫切祷告；我们默默地练了那么久的诗，又准备了那么多的资料，岂不是白费了吗？ 　　上帝忽然借着一个意念感动我：「整个看守所有十几个工厂，三千多个被告，你哪里能够都去报佳音呢？只要能在信二舍报就不错了。」 　　我就想，是啊！信二舍有二十三间舍房，每一间十二人，总共二、三百人，够我们去报的了。 第七章 重见天日 忙碌的业务经理 　　 一般说来，刚由监狱或管训队出来的人，找工作都很困难。但是，我去找纪声宝，他马上安排我在他的贸易公司当业务经理。 　　我出来之后一个多星期，就打电话给张晓风。她听见我出来了很高兴，就请我去她家吃饭。那天，我带着小玲一起去，她和她的先生林治平，就是宇宙光杂志社的社长，一同热烈地招待我们。那天晚上，菜肴很丰富，我们交谈了很久。晓风姊问我准备在哪里聚会？我说还没有决定。后来，她带我去她参加的林森南路礼拜堂。那里的传道人杨江生弟兄和我谈了一会，我把过去的经历都告诉了他。 　　杨弟兄很爱护我，我表示想要受洗，他吃了一惊，「你刚出来就要受洗？」 　　我说希望赶在圣诞节受洗。他又问了我一些基要真理的问题。我就向他陈述信主的过程，以及对耶稣基督十字架救恩的了解。他确定我是真正重生得救了，就答应让我受洗，于是在圣诞节（一九七九年），我正式受洗，归入耶稣基督的名下。 　　我在纪声宝公司里做事，因为办进出口货，所以业务很忙。 　　尽管工作忙碌不堪，我和小玲仍然时常见面。她不久即将毕业，正在撰写毕业论文。但是她父亲在家时，我们就较少见面，因为她父亲非常不赞成我们在一起。虽然小玲一再对他说，我有悔改向上的心，但是，他父亲还念念不忘我过去和陈一鸣一起做坏事的历史。 　　所以他就说：「牛牵到江西还是牛，这个人是不可能悔改的。就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也不会发生在吕代豪的身上。」 　　后来，纪声宝又和一位商人李柏成合股，开了一家欣港贸易公司。我就被调到那里去当业务部经理，每天工作很忙，时常要去银行办理押汇，也要陪顾客去工厂看货、验货。有一天，我回五股时，接到一通电话，是丁毓容打来的。在台北看守所时，他就住在我对面房间。后来他被判九年，送到岩湾职训总队。他和那个帮我制造军舰模型、绰号叫宝贝的冯新镇，在我结训前两个月，一起翻墙脱逃出来。于是，我约好他俩在一处见面，并问他们目前的情形。他们说不很稳定，仍然没有固定的住处。 　　由于他们都受过高中教育，在管训队都办理过文书业务，我就把他们介绍给纪声宝认识，希望藉此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，带他们认罪悔改，并向治安单位自首。 　　纪声宝就请他们来欣港贸易公司帮忙，为他们预备两张办公桌，要他们担任抄写工作，并学做生意。这两个人住在公司楼上，倒是很守本分，冯新镇还能烧一手好菜。 　　因为李柏成和他的太太住在楼上，所以有一间厨房，大家都很喜欢他们俩。由于我曾介绍他们和张晓风通信，他们很希望能见见这位女作家。我就想办法替他们安排，打电话给张晓风。 　　张晓风接到我的电话，有点惊讶，但是她答应了，并约定好时间，请这两人吃饭。我们是约定好那天晚上六点半钟见面，可是在白天时，冯新镇说有点事要出去一下。他说两个小时内一定回来。可是他下午一点钟出去，三点多了还没有看见他回来，我们开始为他担心。 　　丁毓容说一定要去看一看，他说冯新镇是在咖啡厅里和人谈事情，不知情形怎么样。他去了之后，也是没有回来，我们就知道一定出了事情。四点钟仍然看不到他们的踪影。 　　当天夜晚，我们没有办法赴张晓风的约会，只好打电话告诉她。 　　第四天接到他们的一封信，原来两人都被逮捕，关在台北看守所。那天晚上，我和李柏成开车去土城看望他们。丁毓容见到我就泪眼汪汪。我问他是怎么一回事，他说冯新镇去的时候，不知道上了圈套，警察早就埋伏好，他一去咖啡厅，马上被逮捕；丁毓容再去，也同样地落网。于是我把福音传给他们，并劝他们要好好忏悔、多多检讨，我会常常写信给他们，愿他们好自为之。 　　我在纪声宝那里工作了一段时期，发现他也没有遵守向上帝所许的愿，仍然沿袭过去的老路子。我就离开了那公司，到邹鼎开的钟表公司上班。 　　有一天，我在松江路，看见路边电话亭里有一个人在打电话，原来是纪秉忠，我跑过去拍拍他的肩膀，他吓一大跳。「原来是你！」他说着，就把电话挂上。 　　我们好久见了，便一起去餐厅喝咖啡、聊天。早在半年前他就出狱了，现在是西装笔挺，手上一支81038的劳力士金表，价值约在三、四十万元上下，我问他目前在做什么事。他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，后来才说和几个人合伙做「大买卖」。他开着一辆豪华的千里马轿车，很阔绰，又问我要不要参加他们。 　　我想这桩「大买卖」一定来头不对，就谢绝他，并表明我已经信了耶稣，现在出来，想在事业上好好发展，说完就和他分开。 　　没想到，不到一个礼拜，有一天晚上，电视新闻报导，政府要通缉三名珠宝大盗，其中一人赫然就是纪秉忠！我为之一怔；原来他所谓的「大买卖」，就是干这种勾当！另外那两个人我也认识，也是过去在台北看守所信二舍里的被告，他们竟然合伙做起这种买卖！ 　　不到一个月，联合报上大字注销：「三名珠宝大盗全部落网」。纪秉忠又被捕了，这次他要坐牢十年到十四年是免不了的。纪秉忠和我也有过一段交情，他这样的遭遇，我也很难过，后来他被判十三年有期徒刑，送到绿岛去唱长期的小夜曲。二年后，我由出监的友人得知，他在绿岛偷竹筏脱逃，结果船翻，人也淹死了。我知道后，心里非常难过。 　　发廊大失败 一九八〇年六月，小玲已经大学毕业，在时代留美语文中心当女秘书。小玲家里有一个女房客，叫蔡秀卿，由日本学美容回来，在忠孝东路开了一家「金谷发廊」。后来因为蔡秀卿在外面标了很多会，借了很多钱，加上利息滚利息，以致债台高筑，也欠了小玲的母亲很多钱，最后逃之夭夭，不见人影。我们就把她的发廊接收下来，打算重新开业。小玲的母亲把发廊交给我全权处理。我请教一些开发廊的朋友，问问他们创业经验以及发廊内幕的情形，请人重新装潢内部，取名叫「形象发型创艺中心」。 开业那天，我还请了些新闻记者来采访，并请几位电影明星剪彩，很多人都来捧场参观。我请来三位名发型设计师；其中一位叫查理，曾得过远东发型设计比赛全国总冠军。又请来十几位职员，也叫小玲把工作辞掉，来当会计。 开始的时候，生意彷佛不错。后来我又和别人合股，买下西门町乐声戏院对面的一家发廊，又聘请了三位设计师；其中一位，是来自香港的名师。这六位发型设计师，查理每月底薪是五万元，另外五位底薪是两万元，单单每月员工薪水，就要开销二十万元，还有房租、水电费、伙食费、烫发药水费等等。每月赚来的钱，光付这些开销就不够。 但因最初生意还不错，尚未构成威胁，我也不太担心因此就沈迷在事业中，忘了当初在囹圄中向上帝所许的心愿∣如果祂能救我脱离罪恶的捆绑，我这一生要走上奉献的路，无论往哪里，都要为主作见证，一生服事主。 　　可是我一出管训队的大门，就忘了向上帝所许的愿。为了向人证明，我吕代豪这个人还有点出息，所以全力拚事业。那一段时期，我很少去教会，认为只要我的心向着上帝就可以了。小玲时常苦劝我，找我去教会。有时候逼不得已，只好敷衍地跟她去一趟，虚应一下，主日崇拜时也无心听道，老打瞌睡。 　　由于我的顽梗，神并不赐福我的事业。慢慢地，两个发廊的经营急走下坡。另外一个原因，是我对发廊事业根本是个大外行，不懂得经营之法；不必要的开销太多，又爱打肿脸充胖子，基础未稳，却高薪猛聘名师，以致入不敷出。小玲的母亲也把很多钱投资进去。发廊的客人来得很多，却一直是赤字，不但蔡秀卿所欠的债没有赚回来，每一个月还要亏二、三万元，最后则是一败涂地。我不得已，只好快刀斩乱麻，把两家发廊都关门顶让，真是万念俱灰，信心大受打击。 　　在这种情形下，我回想在这段日子的顽梗、悖逆，开始在上帝面前再次痛悔，求祂饶恕我，我不断地祷告。过了一个星期，心里渐渐恢复平安，知道主垂听了我的祷告，并再度靠着祂的恩典站起来，不再想去创业了。但是为了生活和债务问题，我必须再去找工作。 　　正好国际芝麻大酒店招考柜台部主任，要一个会国语、粤语、英语和日语的人，我寄履历表去应征；后来初试录取了，他们要我去面试，结果也录取了。一九八○年十二月起，我在那边当柜台主任，天天按时上下班。由于我工作认真，敬业乐群，以致经理很赏识我。但是这里的工作是三班制，时间很不固定。有时候，早上七时到下午三时；有时候，下午三时到晚上十一时；又有的时候，由晚上十一时到清晨七时。 　　这段时间，我也积极地学习西班牙文，因为小玲有一位大学同学，全家移民到多米尼加，他们来信说那个地方有发展的机会，希望我们将来也能够去那里创业，并建议我们开始学西班牙文。但是，因为上班的时间很不固定，使我不能够好好地学习西班牙文，所以在芝麻酒店做了三个月，就想换工作。 　　在日立崭露头角 　　那时候，我开始参与基督教社会服务机构的工作。我在基督教励友中心帮忙。这机构是专门帮助徘徊在犯罪边缘的青少年和吸毒的人。有一天，我认识了一位陆国栋弟兄，他是更生保护会的副总干事。更生保护会乃司法行政部的一个机构，专门帮助受刑人解决出狱之后的工作问题。陆伯伯在监狱里当过二十多年的典狱长，是位很爱主的基督徒；退休之后，就在更生保护会当副总干事，对传福音有很大热忱。我认识他之后，就将我蒙恩的经历讲给他听。 　　陆伯伯有心推动监狱福音团契的成立，专门从事监狱布道工作。他认为一个人做事，力量单薄，应该联合全省对这工作有负担的基督徒。我很赞同他的意见，更愿意助一臂之力。于是，他召集对这工作有负担的人开筹备会，正式成立了「中华监狱福音团契」，在罗斯福路三段「校园团契」的二楼举行筹备会，请我去作三十分钟的见证。 　　后来我报考日立公司工程师的职位，有二百多人应征，我竟是惟一被录取的。于是辞去芝麻酒店的工作，开始在新庄上班。每个星期一、三、五，和小玲去剑潭青年活动中心学习西班牙文，星期日去教会做礼拜。但是，我的心还是没有全然预备好做传道的工作，因此我和小玲之间的感情起了风波。 　　小玲早有奉献为全职传道人的心；我呢，虽然也许过愿，但心还是在俗世上，并不想当传道人，认为一面在外就职，一面参与福音工作，不也一样吗？我们俩争得面红耳赤，彼此都不肯让步，甚至到了决裂分手的边缘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有人介绍我们去找真理堂的傅立德牧师。傅牧师是一位爱主的美国籍牧师，也是普渡大学的行为科学博士，对心理协谈有相当的认识与经验，是一个非常温柔和蔼的长辈，年约四十余，满头的银发，当时在台湾已经有十二年。 　　傅牧师听了我们的情形之后，很愿意帮助我，就每星期两次单独带领我读经、祷告，每次两个小时。那时我的心尚未完全预备，有时还懒得去；他就打电话到公司找我，使我不好意思不去。之后，我的属灵生命渐渐有了长进。 　　那时候，「中华监狱福音团契」已经改名为「更生团契」。我找到过去一些在监狱里蒙恩得救的朋友，来参加更生团契的聚会；每星期六下午三时到五时，在真理堂聚会，由傅牧师带领。此外，我有时也到灵粮堂聚会；周神助牧师对我非常好，他过去是校园团契的总干事，后来在灵粮堂牧会。我也参加他们的祷告会和主日崇拜，颇有学习和收获。 　　我在日立公司上班，负责部分生产管理的工作。董事长和总经理对我相当赏识。我们公司与日本有密切的技术合作，常有日本商人莅临参观，由于我会讲一口流利的日语，所以可以担任传译工作；加上我也通英文，遇有外宾参观时，都由我负责接待；因此，我在公司里相当受重视，总经理时常嘉许我。 　　一九八一年，台北县政府举办五一劳动节演讲比赛，共有二百多个工业团体报名，我则代表日立公司报名参加。在三天的激烈竞争下，我居然得到冠军，实在是神在背后帮助我，因为我一直迫切祷告，把这件事交给主。这在日立公司是一件大事，因为自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六年间，日立公司每年都报名参加，却没有一次得奖，甚至连入围都没有，以后就无心再报名了。这次我能捧个冠军大奖杯回来，并且电视新闻与各报纸都刊出访问我的镜头，给日立公司增添不少光彩，这使总经理很高兴。 　　我在日立工作的那段期间，除了本分工作以外，还做了两件事情。一是创办了公司内部刊物，叫《日立园地》，由我负责编辑工作。因为日立公司员工近五百人，作业员多数为夜校生；设立一份刊物，可以刺激他们投稿的兴趣，加深他们「以厂为家」的信念，另一方面也可以稳定作业员离职的流动率。另一个措施，是建议公司成立员工奖学金制度，因为日立在台成立十五年，一直没有奖学金制度，以致员工流动率高。自从奖学金制度设立后，员工们对我印象很好，认为我带给他们很大的福利。 　　我在日立公司上班，上上下下的人对我都很好，时常有员工前来找我，和我谈谈他们心里的问题，把我当作一个可以倾诉内心秘密的对象，我也藉此机会，向他们传福音，也带领了好几个人信主。 　　本来老板是要试用我三个月，之后再签约，送我到日本去受训，回来后即可升任课长。照人的眼光来说，我的前途真是不可限量的。 　　卖鱿鱼羹 　　有一天，我在林森北路遇见一个朋友，叫叶敏雄，是我过去在岩湾管训队认识的一个队员。他个子高大，家住南投埔里，是个大流氓，专门在埔里一带占地盘、收保护税。他比我晚半年结训，全家迁来台北，和他父亲在这地方摆了个槟榔摊。 　　林森北路是台湾省有名的风化区之一，举凡夜总会、酒吧、舞厅、饭馆和俱乐部，应有尽有。每天晚上都非常热闹，要到清晨四、五点钟，才渐渐平静下来。往来的人有风尘女郎、外国观光客，花钱如流水，一掷千金。 　　我问叶敏雄，这么一个小槟榔摊，究竟够不够赚钱谋生？ 　　他说：「你可别小看这小小的槟榔摊子，每天可以净赚至少一千八百块呢！」我吓了一大跳，心想：一天净赚一千八百元，一个月就可以赚到五万四千元！他也不过摆个桌子般大的槟榔摊，既不必缴税，也不用付水电费和房租。 　　他又说这地方是个做生意的好地，他们旁边还有一块小空地；若有人在这地方卖鱿鱼羹，一个晚上至少可以赚一千元到两千元以上。因为此地来往的客人花得起钱，如果一碗二十块钱，卖一碗可以赚一半。 　　当时因为我们经营的发廊，不但不赚，还亏了不少钱，我在日立公司的薪水有限，不够还钱。同时我自己也想积蓄一点钱，将来好去外国读书。我和小玲商量，她也颇有兴趣。 　　我们就去万华订做一辆手推车，又买了大锅、瓦斯炉和上百个碗，一共花了两万元左右。由于叶敏雄在当地黑社会颇有势力，人面也广。就由他出面，我们摆了这个鱿鱼羹的摊子，真的干起来了。 　　小玲每天下午三点钟把摊子摆出来，四点多开始卖，直到晚上十一点多钟才收摊，我一下班，就跑到她那儿去，帮忙洗碗，生意果然不错。 　　至于煮鱿鱼羹的技术与配料，是我们去敦化北路一家颇负盛名的鱿鱼羹店，向老板请教的，那老板被我们的诚意所感动，就把秘方传授给我们。此外，那家老板是批发鱿鱼羹的，不必我们自己做，我们只向他买，他就每天送鱿鱼羹来林森北路给我们。 　　这样平均一算，我们一天可以赚到一千多元的净利。 　　虽然我们一天可以赚壹千元以上，可是，所赚的都是劳力换来的辛苦钱，尤其白天我在日立公司上班，鱿鱼羹摊子都由小玲一个人负责，她一个弱女子，怎么承受得起这般体力的消耗？而且我们两个人灵性都受到打击，白天要上班，晚上卖鱿鱼羹，回到家里精疲力尽，哪里再有时间去灵修呢？ 　　当时，我们更生团契契友大概六位左右，有萧仁天、陈传志、张山启、陈文昌和袁清云。这几个人都坐过牢。 　　萧仁天是个二十二、三岁的小伙子，因为不学好，失手把人杀死。但因为他是少年犯，地方法院判了他十八年的有期徒刑。后来高等法院又减刑到十五年，送到新竹少年监狱去执行。刚开始受刑的时候，他很强悍，脾气恶劣，动不动就和人打架。但上帝奇妙的恩典临到他身上，在一次监狱布道会中，他接受了主。有一位唐牧师经常和他一起读经、祷告，他整个人生都改变了，对真理认真地追求。他也参加监狱里的励德学苑，这是个补习学校（有初、高中两级）。后来参加北区高中联考，考上了四海工专，被假释出来。他被判十五年，只在监狱里待了五年半。出来之后，陆国栋伯伯介绍他来加入我们。他当时在省立瑞芳补校读书，对监狱福音工作有很深的负担，希望高中毕业之后，能进入神学院装备，一生奉献给神使用。 　　陈传志是我在台北看守所认识的一位朋友。 　　张山启过去曾是海军官校的学生，因犯了恐吓罪，判了三年徒刑，在龟山监狱执行，我过去也认识他，但仅有数面之缘。他是一九八一年出来的，能弹奏一手好吉他和钢琴，目前在西餐厅担任伴奏工作。 　　袁清云当时正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，十年前向人要债，被人密告，以抢劫罪起诉，判了十三年。在绿岛关了九年，受了不少苦。在绿岛期间，有位台北南京东路礼拜堂的曹胜青姊妹去绿岛布道，带领他信了主。他出来之后，在远东公司当厨师，每星期参加聚会。陈文昌是我在管训队里结识的朋友。后来因为卖鱿鱼羹实在太辛苦了，小玲身体承受不，我们毅然决定停止，就以批进来的原价，顶给那时励友中心总干事陈俊良的妹妹来经营。（因为这鱿鱼羹的生意实在很好，当时还有许多人排队等着顶这个店呢！） 第八章 传道生涯 决心受神学教育 　　励友中心的总干事陈俊良，请小玲去当干事。因为励友中心的宗旨，是服务社会迷途的青少年，带领他们向上。所以干事人选，最好是社会学系毕业的基督徒。小玲是社会学系毕业生，又对青少年的工作有使命感，所以经过祷告之后，她就去上班。我每天一下班，就骑机车去励友中心接小玲。 　　有一天，她下班后，说要带我去见吴勇长老。我曾听过吴勇长老两次讲道，但印象不很深刻，就问小玲是否一定要去，她说务必要去，因为她已经和吴勇长老约好了。吴勇长老住在南京东路礼拜堂的三楼。我见到他之后，就讲我蒙恩的经过，足足讲了两个小时。他听完，说他最近要去新加坡讲道，回来之后再和我约谈。后来他从新加坡回来，小玲又和他联络上了，要我去看他。这次在去之前，我们俩先经过一次迫切的祷告。到了那里，吴勇长老问了我许多话，足足有四个小时。 　　谈到最后，吴勇长老很严肃地对我说：「吕代豪，我现在要创办一个神学训练的地方，希望你能来一起同工，并且在里面接受训练。你现在暂且不要太急着答复我，你先回去祷告，如果上帝呼召你出来，你就辞去工作，把自己奉献给上帝，一生走祈祷传道的路。」 　　我和小玲回家后，为这件事迫切地祷告。我知道这件事困难很大，父亲和母亲必定第一个反对。因为他们还没有信主，能让我到礼拜堂做礼拜，已经很不错了，要他们赞同我进神学院当传道人，几乎是不可能。何况父亲对基督教的印象向来不好。在他看来，传道人的工作，就是耍一张嘴皮子，把别人口袋里的钞票，说到自己的口袋里。固然他偏见很深，但也不是没有原因。过去他听过传道人讲道，一讲就是要人奉献金钱，不管人信不信主，引起他相当的反感。何况我在日立公司表现良好，近期内老板将送我到日本去受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家里的反对是可想而知的。 　　我只有继续祷告，上帝很清楚地让我知道，世界上的一切，都像云雾一样，终究要过去的。在我禁食祷告寻求上帝时，上帝借着新约圣经加拉太书六章14节告诉我应该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，万万不要再以别的夸口，只夸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。祂对我的呼召，是那么的明显。 　　我也知道，只有祈祷传道，见证上帝无限的恩典，才是我最大的愿望。虽然我在日立公司待遇好，又有前途，但始终感到心里不平安，总觉得那儿终非我久留之地。因为我过去向上帝许过愿，如果祂救我脱离罪恶的捆绑，我要将自己一生奉献给祂。现在我已重拾自由之身，绝不能对祂失去信用。于是我下定决心辞职。 　　感谢主，父亲和母亲都答应了，他们不是没有反对，而是因我对他们说，我之所以改变，能由管训队里出来，能在日立公司做事，能有今天的平安、喜乐，一切都是上帝的恩典。不然的话，我现在还在绿岛受管训，要到（一九九二年）才能够出来。因我情词迫切，说得两位老人家无言以对。 　　之后，我打电话给吴勇长老，他很高兴，告诉我，「基督门徒训练中心」将在一九八一年六月招生，八月考试。在开学之前，需要一些人做杂务、编通讯的工作。 　　第二天，我在公司写了辞呈，递上去。总经理挽留了我很久，我告诉他，我要读神学，将来准备当传道人。总经理没有办法，只好批准，但一副不以为然且深深替我惋惜的样子。 　　我是在一九八一年五月五日辞职的，当天下午就向吴勇长老报到。他告诉我从五月六日开始，每天早上，他要花一个半小时，带我读圣经，由八时到九时半。和我一起去的还有小玲和另外一位范姊妹，一共三个人。因为我圣经基础很浅，吴勇长老就准备每天对我讲一点圣经，使我在圣经真道上多有领受。 　　老毛病大发 　　五月六日早晨，查经结束之后，吴长老就问我们要不要去「基督门徒训练中心」看一看，我们都很想去。于是吴长老驾车带我们去，车子是一辆美国进口跑车，是一位爱主的信徒暂借给他使用的。车上一共五个人，吴妈妈坐在吴长老旁边，我们三个人坐在后座。「门徒训练中心」位于永和市的中和路，是一位爱主的弟兄花了一千多万元买下来捐赠的。 　　当我们经过公馆圆环时，吴长老突然来个紧急煞车，把我们吓了一跳。原来有一个成人骑机车，由罗斯福路方向来，要驶往新店。大概是赶路太急，想闯红灯，吴长老险些撞到他，只相差○．三公尺的距离。吴长老就打开车窗，向对方说声对不起，吴妈妈也向他说声对不起，然后我们就开车走了，其实是他的错，并不是我们的错，可是那个人却在后面大喊大叫，好像要追过来的样子。 　　我对吴长老说：「那人好像要追过来哦！」 　　范姊妹说：「没有撞到他，他为什么要追来呢？」 　　我说：「这很难说，我们是一辆豪华的车子，车上又只有一对年长的夫妇。我们三个人在后座，他看不见，因为车上贴的是反光玻璃纸，外面看不见里面。他可能会上来勒索。我曾经在看守所和一个被告聊天，他说他有一天骑机车，也是差一点被一辆豪华汽车碰到，他就把车上的人拖下来。车上的人表明并没有碰到他，但他声称对方把他身上的细胞吓死了许多，硬要对方赔偿五千元。」 　　「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人？」范姊妹摇摇头说。 　　此时我们已经过了福和桥，突然后面追来一辆机车，超在我们前面，拦住我们，吴长老马上停下车子。 　　「你说的不错，他果然追上来了。」吴长老说，这时候我已经怒火中烧。 　　那个人下车后，挥挥手要吴长老下车。吴长老就打开窗户对他说：「我不是已经向你道歉过了吗？」 　　那人说：「光道歉不可以，下来！下来！」一副彷佛要吃人的样子。 　　这家伙欺人太甚！我实在忍无可忍，想马上冲出去教训他。但这部车子是单门式的跑车，我坐在驾驶座后面，一时出不去，就嚷着说：「吴长老，让我下车修理他！」 　　吴长老看我这个样子，就对我说：「代豪，不要冲动。」但我还是无法止住这股已经膨胀的怒气。 　　吴长老先出去，我想跟着出去，但是吴妈妈阻止我。小玲却说，让我下去看看也好，因为吴长老一个人是很危险的。于是我立刻冲到车子外面。 　　那人年龄不到四十岁，一副蛮不讲理的样子，横在马路当中。我走过去，二话不说，一手抓住他脖子，一个过肩摔，把他扔在地上，再一脚踢在他脸上，他马上鲜血直流。我再把他从地上提起来，一连两记钩拳打在他下巴和鼻子上。 　　吴长老在背后抱住我，不住地叫：「不要打！不要打！」 　　那人趁我被抱住的机会，冲到附近一家机车行去找武器。我挣脱吴长老的手追上去，他拿起一根大铁棍，想往我身上打，被我一脚踢开，再朝他脸上狠狠地干了几拳。我是学过跆拳的，出拳狠准有力，他被我打得满脸是血。 　　顿时，我清醒过来，心想，这下可糟了，我怎么还是这样呢？为什么会如此冲动？这时候，满街的人都在围观看热闹。我心里开始害怕起来，心想我才由管训队出来，现在又犯了伤害罪，又将被送回管训队了。 　　那时候，我刚刚领到日立公司最后一个月的薪水，就掏出一万块钱递给他，连说：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」 　　人群中有人喊说：「打了人，单单赔钱就能了事吗？有钱就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吗？不要收他的钱，我们可以替你作证，去告他！」 　　我怕警察来，事情就不好办了，不如先走为妙。我对吴长老说：「对不起，吴长老，我要先走一步。」也不管他同不同意，就叫辆出租车扬长而去。没有人敢来拦阻我。我坐了一段路就下车，站在马路边，四顾心茫然。我痛恨我自己，怎么会这么冲动？本来好好的一天，竟被我搞成这个样子。那人虽然可恶，可是先礼后兵还来得及，我却不问青红皂白，把他打成这个样子。这下子可好了，吴长老还敢要我做他的学生吗？我一定得另外找工作了。我很难过，真是一失足成千古恨，不知何去何从。 　　没叫你做的事，你就不要做 　　后来我找到门徒训练中心；他们还没到，我一直坐在台阶上等。 　　等了好一阵子，看见他们车子来了。吴长老见到我，没有说什么。小玲却对我说：「你闯大祸了！」 　　吴长老就带我们上楼去参观。中心是在三、四、五楼，地方不算太大。他带我们到处走了一下，什么话也没有说。我一直不停地对吴长老说对不起。吴妈妈很温和地对我说：「代豪，以后要学习忍耐。」 　　吴长老没有责备我，只简简单单说了一句：「以后我没有叫你做的事，你就不要做。」 　　我找个机会问小玲，事情究竟怎么了？小玲告诉我，我走了之后，那人把所有的事都怪在吴长老的身上。出事地点，正巧就在永和礼拜堂的旁边。永和礼拜堂也是吴长老和他的同工们所建立的，负责人是漆南智长老，漆长老知道了就从里面出来，由他出面来处理这件事情。先把那人送医院急救，脸上缝了好多针。他一直咒骂，吴长老也不理会他，任由他说。 　　那人一出院，马上就去警察局告我们，要吴长老把我交出来。但是吴长老不知道我住哪里，所以无法告诉他，警察则做了些笔录。 　　我知道事态严重，心中很惶恐。离开中心后，我和小玲回家去，一路上，小玲不住地责备我，我也只有默默地承受，觉得她责备得对。回到家里，我跪在上帝面前，痛苦地认罪，小玲也跟我一起祷告，把这件事交到上帝的手里。上帝若要管教，我也甘心接受。我昨天才向日立公司辞职，愿终生奉献当传道，没想到第一天就老毛病发作打人，现在吴长老一定不敢再要我了。他怎敢收一个暴徒做他训练班的学生呢？不但他不敢要我，我想任何人都不敢收我这个学生，我可能又得另外再找工作了。 　　第二天，我提早半小时去吴长老家，想先替吴长老洗洗车，表示我的歉意和后悔。我七点多钟到达，吴妈妈来开门，我对她说，我要替吴长老洗车。她说：「不必、不必，吴弟兄已经把车子开走了。」 　　我问她吴长老去哪里，她说是为我的事去警察局，我心里更加难过。吴妈妈反请我吃一顿早餐，我又悔又恨。 　　过不多久，吴长老回来。他说他想跟对方和解，对方不肯，坚持一定要吴长老把人交出来。吴长老已请了一位训练中心的董事徐弟兄去处理这件事，因为他和警察局有点关系。他认为我暂时还是不要出面，免得把事情弄僵了。 　　这一个星期，吴长老天天跑警察局。后来对方也渐渐软化下来，他也知道自己理亏，我们没有碰到他的车子，却想上来敲诈；只是我打了他，有理变成无理；最后他一定要我出面，事情才可以解决。于是，吴长老要我去向他道歉，我本来不想去，但在祷告之后，我决定顺服。 　　末了，吴长老又说：「如果对方骂你两句，甚至打你一个耳光，你还能够忍受的话，就可以去，否则就不要去。」 　　之后，吴长老带我去警察局，对方脸上仍然包着纱布，他看到我，吃了一惊。我向他道歉，说我太冲动了，请他原谅，最后我们就和解了。他要一万多元的医药费，其实这有点过分，因为我们已经替他付过医药费了。不过，我们还是赔了他七千八百元，写了和解书，这事就算告一个段落。 　　吴长老坚持要替我出这钱，不让我自己出，令我非常惭愧。 　　吴长老仍然继续每天带我读经，他总算还要我，没有把我摒弃在门外。其实，他就是不要我，也是我咎由自取的。我担任「门徒训练中心」的同工，负责编写中心通讯，常要出去采访，搜集各种资料和董事们开会的纪录，印出之后，分发给各董事。 　　进入门徒训练中心 　　每天早上，吴长老带领我们读经、祷告之后，我就骑车去门徒训练中心办事。此外，我要跑很多的神学院，如中华福音神学院、浸信会神学院，还有校园团契和学园传道会等机构，去搜集各种资料。第一期中心通讯编写完毕之后，我拿去给吴长老过目。他改了又改，叫我再拿去打字；打完，拿给他看，他又改了很多，如此连续三、四次。我有些不耐烦，心里不太高兴。但是在祷告中，圣灵指示我：「年轻人，这点小事都不能顺服吗？」于是我学习谦虚受教，我想这是上帝在我身上的考验。过了几个月，吴长老无意之中透露，那一次他是故意在试验我，看我会不会老毛病再发作。感谢主，祂的恩典够我用。 　　编写通讯不算太忙，我可以有时间准备「门徒训练中心」的入学考试。我是五月辞去日立公司的工作，八月就要考试。考试的科目有英文、国文、圣经和智力测验。英文、国文，我大致上是没有问题。我所担心的是圣经，因为我的圣经知识太少了。圣经是以四卷书为主─创世记、马太福音、约翰福音、使徒行传。我天天读圣经，常常和小玲一起研究，当时小玲仍然在励友中心做事，她要在考试前一天才能够辞去那边的工作。报名时，必须有牧者的推荐信。我并没有正式加入任何教会，只是每周在真理堂和傅立德牧师一起读圣经，就由傅牧师替我写推荐信。 　　八月到了，我参加考试，笔试之前先有口试。主要是想了解我们是否清楚上帝的呼召。感谢主，我两样都通过了。九月开学，之前有一段日子休息。 　　陆伯伯安排我和温梅桂牧师所带领的佳音合唱团一同配搭，去新竹少年监狱布道。我对监狱的福音工作，一向很有热忱，就欣然同去。那一次，有三百多位少年犯决志信主。 　　我在监狱里待过很长一段时间，觉得监狱福音工作颇不容易做。举例来说，我过去在台北看守所的时候，每个月只有一次，外面的牧师进来布道，每次都在不同的舍房；今天在这一区的舍房，下次又在另一区的舍房，每一区至少要半年才能够轮到一次。若有人渴慕福音，可能没有机会再进一步地明白，因为半年之内，他很可能被送走了。 　　而且每一次，牧师一来，主管请他在门口等，然后到每个房间叫一人出来凑凑数，也不管他们是否喜欢听，就说：「今天该轮到你们倒霉啦！出来听道吧！」因此许多人都无心听道，有的带武侠小说来看，有的则心不在焉。至于真正渴慕福音的，倒不一定有机会；即使听了道，但追踪辅导的工作几乎等于零，如此一来，监狱福音工作怎么可能有果效？ 　　我坐过五年十一个月零十七天的牢，前后待过十几个监狱。知道福音很不容易传进去，更不容易做造就的工作。于是我对陆伯伯说，可不可以使用通信的方法，一个对一个地通信。将在布道会中决志信主者的姓名、编号、地址留下，带回来之后，安排弟兄、姊妹与他们通信，关怀他们，盯住他们。信可以常常写，许多的问题，都可以在信上交谈。将来他们出狱之后，仍然可以持续跟他们联络，介绍他们去当地的教会，或参加更生团契。陆伯伯很赞同我的意见。 　　之后，我时常去各教会作见证，就传递这方面的构想给一些大专程度的弟兄姊妹们，呼吁他们来参加这个福音通信的工作。结果，事实证明非常有效，截至一九九七年六月，更生团契的通信义工已经有七、八百位了。但人数仍然嫌少，因全台湾至少有三、四万以上的被告及受刑人，因此需要大量的福音通信义工。这工作是没有止境的，而且非常急迫。任何信徒只要有负担，都可以参与这项圣工。 　　开始受训 　　一九八一年九月开学了，「基督门徒训练中心」的课程排得相当严密，师资很优良。吴勇长老开「创世记」的课程和「祷告操练」；中华福音神学院林道亮院长开「释经学」；黄子嘉老师开「新约概论」；邓敏老师（黄师母）开「基督教教育概论」；邱志健牧师开「个人布道操练」；王洪范长老开「工人形象」和「约翰福音」；音乐是由宋及正老师开课；华妮娜老师教授钢琴；环球福音会在台负责人博仁满老师教我们英文。我们的功课很重，一学期有二十个学分，老师要求得也很严格，可是对我们帮助极大。 　　我很认真地学习，可是因为已经停学十年，一时还不能完全适应，上帝却一步步慢慢地陶冶我、雕塑我。我们第一届，一共收了九位学生∣三位男同学，六位女同学。 　　「基督门徒训练中心」与一般神学院不同。特别看重实际生命的操练，不注重学历，只要有高中以上的学习能力都可以报考。毕业之后，不授予任何学位，只有结业证书。学校不大，只有四个楼层，是公寓型的建筑，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 　　我和洪明城同住一间房，他是南京东路礼拜堂会友，蒙恩得救后来到这里。我们相处得很不错，但有时候也免不了起争执。有一次，我和他为了一点小事情，争得面红耳赤。我甚至对他说：「洪明城，你要小心点，否则我会修理你，你去吴勇长老那里告我，我也不怕。」可见得我的脾气仍然很暴躁，没有完全被上帝对付干净。洪弟兄去找辅导主任，要求换房，怕我会打他。当天晚上，我祷告的时候，上帝光照我，我看见自己的败坏，就向明城认错，请他原谅，他也原谅我了，我们依然和好如初。 　　在门徒训练中心第一个学期，学校安排我在台北会幕堂实习，当时虽然功课很紧，但我有些小聪明，能应付过去，就以为自己很不错。 　　于是上帝就借着一些事情来管教我。 　　不知如此严重！ 　　有一天，邹鼎跑来找我，说有一件重要的事要我帮忙。他忙，台中有个姓李的，是香格里拉饭店的总经理，也是他的好朋友。因为他在桃园有一个案子，李总经理对桃园法庭很熟，他就委托李总经理处理这个案子。李总经理向邹鼎借钱，邹鼎就借了他三十万元。可是后来，李总经理既没有帮他办事，也没有还他钱。因为邹鼎借给他时，并没有要他开借据，只是口说为凭。现在邹鼎想请我替他把钱要回来。 　　我说这根本就是要债。邹鼎说：「我不好意思开口，你以前常替人要债，有这么一套本领，你去一定没问题的。」 　　他要我无论如何，一定要帮这个忙，因为他急需钱用。我考虑了一下，没有经过祷告就答应了。因为邹鼎以前帮过我非常大的忙，我义不容辞。何况又不是动刀动枪的，只是开开口而已。 　　下午，吴长老来中心，我告诉他这件事情，吴长老当时也没有说什么，只问我：「你去要这笔债，你确信自己不会冲动吗？」 　　「这笔债是合法的，我只是要对方还回来而已。」 　　「能不能不去？」 　　「不能不去，我已经答应别人了，尤其在他困难的时候。因为他过去对我有恩。」吴长老看无法阻止我去，就说：「如果对方不肯还，甚至骂你或打你，你都能忍受，那你就去，否则你不要去。」 　　我说我能，吴长老才答应我去。我们马上开车去台中，已经是晚上了。我们到了李总经理家，他坚持不肯还，事情闹得很僵。要是以前，我早就一拳打过去了。但这次，我居然没有动怒，一面在心中默默地祷告：「主啊！我朋友有困难，他对我有恩，对方想耍赖，求祢让我说服他，使他还钱。」 　　圣灵就动工，李总经理竟然软化下来，愿意还钱。先还五万，以后再陆续还清。这件事情很顺利地办成功了。 　　我当夜回到台北，到了中心时，才知道同学们都在为我迫切祷告。我不知道会严重到这个地步。尤其是吴长老，他一个晚上都没睡好觉，也在为我迫切祷告。真是牵一发动全身，万一我犯罪，被逮捕了，不只门徒训练中心蒙羞，吴长老蒙羞，上帝的名更蒙羞。没想到我一个人所行，对团体会有那么大的影响！从那时起，我生命有了重大的改变，开始磨心淬志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竿直跑！ 　　吴长老出马提亲 　　一九八一年十一月，我和小玲认识已经有五、六年了。我很清楚知道她是上帝为我预备的伴侣，因此向她求婚。虽然在我顽梗不化、一再犯罪的时候，她从未想到我们有一天会结合，但神所预备的，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，因此她答应了。于是我们开始计划结婚。 不过，这也不是件容易的事，首先要征求小玲家人的同意。她父亲对我的印象虽然有些改变，但并不是顶好。至于我的父母，是毫无问题的，他们绝对赞同，认为我若能娶小玲为妻，是我前世修来的福气。小玲的母亲也很赞同，反对的只有她父亲一个人。他反对的理由是，我们都在求学时期，不宜成家，应该毕了业后再讨论结婚。小玲怎么跟他说，他都不肯讨论此事。 　　后来我们经过祷告，就请吴勇长老去小玲家里提亲，吴长老欣然同意。陈伯伯也愿意和吴长老谈，他满以为把实际问题提出来，吴长老一定会知难而退。吴长老和吴妈妈两人去了小玲家，而我和小玲在礼拜堂迫切祷告，两人内心都很紧张。 　　但人看为不可能的事，在上帝则凡事都能。只要是上帝所配合的，即使是父母观念亦能在上帝所定的时候改变。吴长老回来之后，带来了好消息－小玲的父亲不但答应我们结婚，而且还不限制日期。我们心中真是充满感恩，上帝把特殊的力量放在吴长老的身上，神迹奇事就随着他。 　　陈伯伯既然同意了，家父就去找他，两人便一同研究合适的日子。 　　我们在十二月六日订婚，那天吴勇长老刚好有事去新加坡，就由中心的辅导主任王洪范长老来主持，订婚礼是在小玲家里举行，双方亲友来了很多。 　　我们把婚期定在一九八二年一月十六日，因为这是我们学校放寒假的第一天，再晚些，我们就得到南部实习了。定好日期，我们开始准备礼服、化妆和礼车等等。一月十一日到十五日是期末考，功课很紧，然而上帝的恩典够我们用。在那段时期，我们的经济虽缺乏，上帝却源源供给。新娘的礼车、礼服，居然有人免费供应。同学洪明慈姊妹负责替小玲化妆，因她家开美容院，化妆技术不逊于美容专家；总务事项由宋先惠弟兄负责，他年龄稍长，在永和礼拜堂事奉，曾负责办理过几十对新人的婚礼，经验丰富，婚礼由他包办，真是高枕无忧；结婚地点是在南京东路礼拜堂。 　　感谢主，那天风和日丽。婚礼在下午四时举行，宾客来了四百多位，整个礼堂布置得花团锦簇，喜气洋洋，其中有很多来宾，我和小玲都不认识，大多数是教会里的弟兄姊妹，和我们并不熟。小玲原是南京东路礼拜堂的会友，我则属于林森南路礼拜堂。但因为我俩当时在会幕堂服事，以致在南京东路礼拜堂的时间较少。那些姊妹们都要来看看－一个少女居然敢一封信、一封信地写给一个在监里的流氓，向他传福音；这个流氓最后竟悔改信主了，还进神学院，将来要当传道人，真是个大神迹！ 　　南京东路礼拜堂诗班、会幕堂诗班、林森南路礼拜堂和中兴法商团契诗班都为我们献诗，整个礼拜堂被挤得水泄不通。我们双方家长、亲友多数都没有信主，但看到这样庄严神圣的场面，很受感动，福音的种子就很自然地撒在他们心里。 　　证婚人是吴勇长老，傅立德牧师读经，王长淦长老祷告，邱志健牧师主持整个典礼，礼成后温梅桂姊妹还为我们献诗。 　　晚上在中央酒店宴请宾客，一共请了三十桌，来了三、四百人，吴勇长老也参加了。因为双方家长都没有信主，只好从俗大摆筵席，否则以茶点招待，较经济又实惠。第二天，我们休息。第三天，我陪小玲回娘家后，上帝为我们预备了一辆蜜月轿车，是南京东路礼拜堂的一位姊妹免费借给我们使用。 　　一月十八日，我们便南下日月潭，玩了两天，然后去风光明媚的溪头。我们在那里住了三天，除了游山玩水外，还在旅馆里祷告。我们向上帝祈求三件事，希望在今年年底前成就：一是我们的家人都能够信主；二是求主保守我们这一年在学校的学习，在圣经上能多有经历，而且满有圣灵的能力；三是求主保守我们在会幕堂的事奉，使青年团契能增添得救的人，并训练一批热心服事主的同工。我们原定蜜月要一个星期，但是玩了五天就提前回台北，参与教会的服事。 　　南台湾见神迹 　　一九八二年二月一日到十日，我们训练中心的九位同学，跟随吴勇长老，一起到南部的几个地区，去实习布道。因为训练中心很着重实际操练，所以寒假、暑假都要去各地布道。 　　我们先到屏东中华路基督教会，就是王洪范长老服事的教会。他们安排我们在大连路的教会里住宿。第二天，我们出发去小琉球，由东港坐船，四、五十分钟到达那个小岛；当天就开始传福音，并连续两天出去邀请人来参加布道会。我们沿街拿着扩音器喊话，并且做逐家邀请。 　　小琉球的工作结束后，又去东港国语基督教会。当天下午，我们分组出去邀请人来听道。我、小玲和一位弟兄三个人编成一组，挨家挨户地按门铃。其中有一家我们按了门铃，门一开，发现是一间神坛，有一个女乩童正在招魂作法，很多人围观。我一看，来错了地方，马上就想走开，不料同伴催促我们进去。里面的人问我们为何而来，我告诉他们，我们是从台北来的一群信耶稣的神学生，在东港基督教会有布道大会，欢迎他们来参加，然后简明扼要地把福音传给他们。 　　女乩童作法完毕，从神坛里出来，我也邀请她，彼此谈得很不错。我对她说，我们所信的是永生上帝，祂是万神之神、万主之主、万王之王。请她晚上来听道。 　　没想到，那女乩童晚上居然来了！连她二十岁的女儿也跟着一起来。布道会结束时，她女儿还举手决志信主，真是奇妙！虽然女乩童本身没有决志，但是她说，她要回去问问她所信的那个神；她是信道教的，如果她所信的神肯让她信耶稣，她就信。唉！被邪灵捆绑的人实在可怜。 　　还有一位老人家，过去是空军幼校的教育长，是个退休的少将；他太太已经信了主，很热心；而他跟着去听道已二、三十年，却一直不肯决志信主。他脑袋大，心田硬，不相信死人复活的事，很多人都为他祷告。没想到当天晚上，吴勇长老讲完道，呼召的时候，他第一个举手决志，这实在是个神迹。他太太感动得热泪直流，大声赞美主。 　　东港的工作结束之后，我们回到屏东，在中华路教会和大连路教会，有连续三天的布道大会和培灵聚会。每天人来得满满的，甚至附近医院里的病人都推着轮椅过来，很多人都决志信主。布道会结束，我们立即收拾椅子，打扫环境。 　　我看见有两位青年默默地擦拭椅子，我原以为是花钱请来的工人，但看起来又不太像，都斯斯文文的，还戴着一副眼镜。我就问王长老这两位弟兄是谁。他说：「他们都是在美国拿到博士学位，在屏东农专当教授的。」我惊讶于这两位弟兄的谦卑，竟然肯在教会里做这种卑微的工作；而我自己，没有几两重，还常常自鸣得意，真是惭愧。 　　回台北后，我在会幕堂服事，邱志健牧师安排我教成人主日学，开课讲一系列的基要真理，每次都有二十几个人参加。我很认真地将关于宝血、救恩、十字架、耶稣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的真理做有系统的介绍。参加的人越来越多，这个服事对我有很大的帮助。 　　后来，邱牧师又安排我在会幕堂主日崇拜中讲道，我战战兢兢地学习传讲上帝的话。到了下学期，吴勇长老也安排同学们在各地操练讲道，他不赞成我再出外作见证，因为我到全省各地作见证，前后已经有一百多次了。他说这样下去，不但影响我的学习，也会影响我灵性的长进，因为我作见证的次数太多，像录音机一样，没有新的信息出来，我应该多多在讲道上操练，不光是作见证。于是，我开始调整服事的方向，在圣经上多下工夫，在讲道上认真学习 尾 声：与魔鬼战争 我在监狱里，前后共待了六年，并不是徒然的，上帝使用那些环境来改变我。我现在想一想，真是罗马书上所说的「万事都互相效力，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」。如果我不进到岩湾管训队，小玲也不会来信给我，我就不会认识她，她也不会向我传福音。如果我的官司不被陷害诬攀，也不会去投靠上帝，求祂帮助。这些都是上帝奇妙的安排。 　　拿我自己来说，我这个人，再关十年、二十年，也是关不好的，可以说是无可救药。若不是主耶稣的恩典，我的结局不是死刑，就是终生蹲牢房，即使能逍遥法外，也终有一天会死于刀枪的打斗下。就算我偷渡成功到了海外，将来的结局还是一样。人有了犯罪的天性，到那里都是一样，我能逃出台湾这个地方，却逃脱不了罪恶的手掌。 　　这一本书，不是用来夸耀我自己和自我宣传，而是用来荣耀上帝，并帮助那许许多多和我同病相怜，整天在犯罪漩涡里打转的青少年们。但愿他们可以拿我来做一面镜子，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。也愿这本书能对受刑人和更生人的父母、亲友，以及站在第一线的狱政工作者和观护人、社会工作者有所帮助。 　　过去，我是一个站在审判台前，被审判、被定罪的人，但上帝释放了我，诚如新约圣经哥林多后书三章16节所说：「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，帕子就几时除去了。」 　　亲爱的朋友，过去我是个用帕子蒙着脸走路的人，这条帕子虽然很小，但既蒙着脸，就使我在黑暗里摸索，行事莽撞，看不清楚前面的道路。感谢主，在我心归向祂的时候，这条无形的帕子也就除去了。今天，我是一个福音使者，在传神国的福音。原本我是个何等不配的人，是个地道的地痞、流氓，但上帝拯救了我，在我最痛苦的时候，祂听了我的祷告，救我脱离罪恶的捆绑。 此刻，我不再想过去的事情，也不再为这些错误懊悔。我只想到将来，好好把握余生，为了爱我的主，与魔鬼拚战。正如保罗所说的：「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竿直跑，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」我们每一个人，将来有一天都要面临另一个审判台，照我们一生所行的，接受审判！ 　　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初，何晓东先生由美来台，在一次偶然机会里，听了我蒙恩的见证，就有负担出版一本见证书籍；由我口述，何先生执笔。然而因我学校课业繁重，加以过去浪荡的历史，实在不堪回首，以致一再耽延。但何先生屡屡来函催讨，并且恩师吴勇长老亦嘱咐我将见证写出来，藉以荣耀上帝。因此，我惟有不揣浅陋，完成本书的录音工作。虽然如此，我还是陆续花了整整一年半的时间。至于何先生，却在收到录音带后两个月内，就完成撰稿工作。看到他为主工作的热情，实在令我既羞且愧！ 　　本书问世后，一晃十余年。在各监所和社会各界激起热烈的回响。蒙天恩出版社将之重新规划改写，愿上帝亲自赐福这份属于祂的工作。 肺腑之言 读完我的真实人生故事，您感受如何？心动不如行动，以下是我由多年熬炼中所领悟的心得结晶，供你参考。 　　若您是－青少年朋友 　　真正的英雄，不是好勇斗狠、恃强凌弱，而是宽厚磊落、关怀弱势。回想起来，我青少年时期的个人英雄主义观念，真是大错特错！ 「诱惑」和「时机」不同，它总是给你第二次机会。所以真正「酷」的人，总能抓住时机做该做的事，并要尽力远离色情、暴力、毒品、飚车。 　　记住，烦躁不安、愁闷无聊、走投无路时，只要用心，仍可找到许多去处、许多活动、许多朋友。 　　若您是－受刑人或被告 　　悔改是人生的强力胶水，几乎什么都可以修补，最重要的是真心悔悟。 　　犯了罪，当然要付代价，敢做不敢当，只有越陷越深，把大好人生糟蹋在躲闪流窜中。 　　监所不是夏令营，进职训队更不是参加自强活动。但是，有决心的人，仍然可以找到自我成长的空间；我的英文、日文、写作、绘画，都是在监所中打下基础的。 　　如今，许多监所皆开放给基督徒进去帮助受刑人，也有基督徒愿意无条件担任通信义工，与您纸上谈心，千万别错过哦！ 　　若您是－更生人 　　刑期有长有短，却都是人生不可磨灭的烙印。有心的人，能化痛苦经验为成长的能源，我的故事不就是最典型的例证吗？ 　　犯罪、受刑有如在木板上钉一根钉子，出狱就像拔出钉子，仍会留下钉孔。但只要有足够的耐心，还是可以将它雕成一朵玫瑰，或一只飞鸟。 　　若您是－家长／亲人 　　任何问题发生，总会有一段时间，问题大到您束手无策，而又小到您有气无力。 　　因此，对儿女或亲人保持密切的关怀，是绝对必要的。 　　打骂，绝不是万能丹；平心静气地沟通，才是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的良策。 　　溺爱放纵，是害他们，而不是爱他们；「忙」绝不是借口，「物质」绝不能取代真正的爱。 　　与其将来奔波探监，或进出警局、观护所、辅育院，不如现在每天花几分钟与儿女或亲人相处。 　　不知道怎么做吗？看书、听演讲或请教学校辅导人员吧！教会或社福机构也常有研讨课程。当柜台小姐都要受训，当父母、当长辈，难道不该充实自己？ 　　若您是－狱政、矫治人员／社会工作者 　　只要是人，皆会犯错。有人失风被逮，有人逍遥法外；有人表现于外，有人伺机待发。人，包括您、我在内，谁好谁坏？又有谁在盖棺论定之前，敢拍胸脯保证自己永远纪录清白？ 　　而受刑人也是人。 　　监所体系是矫治体系，目的在使坏人变好，或至少朝变好的方向改进。但您我心知肚明，「心」不变好，「人」哪有可能变好？心灵改革的重要性就在于此。 　　您站在第一线，危机四伏，压力极大。规定重要、技巧重要，而诚正公平更是不可或缺。力不从心吗？「信仰」已被证实是最有力的媒介、矫治法，因为惟有信仰能带来真正的心灵改革。 　　若您是－教会人士 　　神爱世人，包括贤愚、贫富、贵贱、美丑，各色人种；当然，也包括受刑人、更生人。 　　当初，若非基督徒无条件的关怀、接纳，我今天不知是何种光景！ 　　主耶稣说；「我另外有羊，不是这圈里的，我必须领他们来，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，并且要合成一群，归一个牧人了。」（约翰福音十章16节） 　　受刑人和更生人，就是这样的一群羊。他们的心灵嗷嗷待哺，他们有得是思考的时间，可说是上好的禾田。 　　与其高喊扫黑、反黑、改善治安，不如致力于治本之道，监所和更生人的福音工作做得好，才是心灵改革的落实，社会治安也就迈进了一大步。